“集体谈判”利于工会维权

·张俊鹏·

8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的《深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首次出现“集体谈判”这一用语，并明确了如何处理谈判僵局：“工会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济组织，除因不可抗力，不得拒绝或者拖延进行集体谈判。一方提出集体谈判要求后，另一方应该在十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这一规定使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回归本原，对于促进工会发挥维权作用具有突破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是我国工会的基本法，它更强调工会作为公法人的法律地位，而对于工会私法人的法律地位没有特别规定。该法尤其忽略了劳动关系中工会权利的源权利，即工会会员（劳动者）权利的界定和保护。这就导致在集体协商劳动关系中，工会作为私法人的法律地位缺失。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企业一方还是雇员一方，都是市场主体，即都是私法意义上的主体。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劳动关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纯粹的契约关系，其所维护的权利也是私权利。工会作为劳动者一方代表参与集体协商。工会在集体协商中的权利来源，是每一个参加工会的劳动者放弃自己一定的个人权利（即私权利）、把它让渡给工会而形成的。换言之，在集体协商劳动关系中，工会所行使的权利实际是由多个私权利组成的权利束，是私权利的一种特殊形式。

长期以来，由于对工会私法人的法律地位没有明确规定，尤其忽略了劳动关系中工会权利的源权利，即工会会员（劳动者）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工会作为私法人的法律地位缺失，直接造成在集体协商劳动关系中，多数工会较多地介入企业管理机构内部。工会中拥有很高比例的高层管理人员，更使得工会致力于在企业结构内部协调雇员和管理方利益分歧的“协商”，而不是代表工会成员与管理方进行谈判。

综上所述，深圳市相关办法的突破性意义就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协商劳动关系中，工会可以代表员工的利益和愿望与用工方谈判，并且其法律主体地位（私法人）有了实然法意义上的严格界定——这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要求，更是实践意义上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