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得戴手表

□文/范江洲

不瞒你说，我家在1978年底未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家人是没有一个戴过手表的，既就那普通的钟表，家里也是好不容易在1975年夏天买的。原因是父亲上班，我与弟弟上学、出外乘火车等等原因，致使那盘算了多少年要买的、全家攒啊攒的、最终咬牙花17元多钱，才将这个具有闹铃功能的小座钟请回了家。记得全家人当时的那个高兴劲哟，现在都仿佛在眼前晃来晃去。

回想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确实很差，父亲每月就五、六十元收入，要供六个人生活，而且母亲一直生病，长期吃药、打针、住院，仅1976年我家欠借人家的债就达600多元，可想我们当时拮据的生活情形。

光阴荏苒。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一夜春风吹来，改革开放的进军号就此吹响祖国大地。次年春节刚过，我就参加了铁路工作，每月拿上了40多元的工资，无疑给家里减轻了一定的负担。当我写信给父亲，想每月给家里寄20元作贴补时，被父亲婉拒。父亲说：“你还是逐月攒上吧！到时钱够了就去买块手表戴，你上班、开会，很需要的！”

其实，我何不早想有块手表戴呢？于是，我每月攒20元钱，攒到当年的9月份，就攒下了130多元钱。一个星期天，我邀上我的朋友，驱车到紫阳县城百货商店，拿出125元钱终于买了我日思夜想、平生第一块、也是全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块标有“上海牌”的手表。我每天都要按时给它上发条，而且要擦拭它几下；上班时还舍不得戴，生怕干活时把他震出点啥事。到春节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块手表拿给家里的每一个人欣赏。我看得出，大家都格外喜欢，轻手拂着摸着，尤其是老父亲眼眶都湿湿的，那种从内心流露出的表情，我这个做长子的，怎能体会不到。当下，我就暗自思忖，要不过一阵，我就把这表送给父亲，或者再给他重新买一块新的。

“上海牌”手表，确实不错，样式朴素大方，听说，当年周恩来总理不戴进口手表，就戴的是“上海牌”手表，因此，我带上这块表，颇有新鲜、自豪感，尤其星期天、出门时戴上，我会格外感到神气。

1981年春，我和朋友游重庆时，在重庆街头，我们看到从香港进口的电子手表十分好奇，朋友经不住“诱惑”，一再要我和他一同买上一块。我说我有表了，朋友说，你把它送给你父亲或你弟弟不就行了。我想也是，就又戴上了不用每天上发条的电子手表。再后来，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我又相继买了几块其它类型的手表佩戴。

然而，当历史的年轮快要跨入21世纪时，我这个当初喜欢手表不得了的人却对手表不那么十分地中意了。因为这时有了手机，手机上就带有时间，那我还戴手表做啥？——我懒得戴表！如今，在不到10年时间里，我已用过五、六个手机了，一个手机比一个手机高档，功能多，像现在我正使用着的这款手机，不仅知晓时间更为方便、快捷，即就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等其它功能，也齐全得很。

在我30年改革开放的诸多经历中，其中一项有趣经历，莫过于从一个疯想戴表的人转换成如今的一个不戴手表、懒戴手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