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

“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城市/我插队到延安/那天夜晚我梦见/妈妈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抚摸着我的小脸/泪水洒在我的胸前……”

站在川流不息、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上，远山传来的“知青之歌”撩拨着心情，搅动着思绪，默默地把我们带到1968年的深冬时节……

我爱延安，延安就是我的家

刘志英，男，1949年4月12日出生，北京77中初二学生，1968年12月24日，开始在延长县黑家堡公社康家坪大队插队。曾在贯屯煤矿（筹建）、焦化厂（筹建）、红旗化肥厂、宝塔区政府、延安市劳动局等单位工作。1989年回北京，1991年10月返回延安。

在陕北特有的土窑洞中，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伴着黄土、北风、锄头、油灯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给老区带来了文明习惯，带来了文化知识，也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思想，他们为老区的建设付出了壮丽的青春。

2008年10月22日，下午，57岁满头银白的刘志英，用依旧地道的北京话，在延安市七里铺他的寓所，平静和缓地述说着他那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

那是1968年12月23日的深冬，大西北已是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坐在从铜川到延安的敞篷军用卡车上，一张张青春稚嫩的小脸已冻成了紫色。

一路上，我们手拉着手，用低沉而发颤的嗓音哼唱着“迎着晨风，迎着阳光，昂首阔步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最艰苦，就在哪里奋发图强；哪里最困难，就在哪里百炼成钢。”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让北京知青们不觉寒冷，一路向北挺进。

卡车在延安街头缓缓行进，延安乡亲和学校学生早已在街头敲锣打鼓，扭起了陕北大秧歌，欢天喜地迎接我们这些“北京娃”的到来。

卡车停下了，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想即刻亲吻这片毛主席战斗过13年的黄土地。

突然，一阵凄厉的叫声传来。冻伤的双腿哪能经得起这突然的猛跳，有的同学因此一跳，腿脚便骨折了。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寒冷的旅行，我的腿也已肿大如桶，至今右腿还留下大片深深的冻伤印记。

我是老北京人，父亲早早离开了人世，是母亲——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一位女性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6人拉扯成人。母亲是个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妇女，当毛主席发出号召，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母亲便义无反顾地把我送上了开往延安的列车。临走时母亲噙着泪水嘱咐我：孩子，到中国革命的圣地去锻炼吧，好好接受教育，妈妈和弟妹们等你回家。谁知道，我这一走竟永远地留在了延安。

到延安的第二天，我们这些“北京娃”就被接到所插队农村。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到达延长县黑家堡康家坪村时，是12月24日深夜，我和我们班10多个同学把自己简单的行囊扔进土窑洞，狼吞虎咽吃起老乡为我们准备好的热乎乎却又发了芽的红薯，这就是我们插队的第一顿饭。

在康家坪，我们和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初到康家坪，老乡教我们种地、放羊、喂牲口。我们教当地的娃娃们语文、数学和音乐；乡亲们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做“玉米片”，我们把自己分到的粮食交给老乡们搭火，变相救济村里的穷困户。

一天早上，我起床穿衣服时，意外发现自己左胳膊上有一条清晰的红线，当时我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害怕，于是就拿着钢笔使劲地戳。这时，经常来帮我们知青收拾房子的好心婆姨刚好进来，她先是“哇……”一声，然后迅速剪掉一绺长发，紧紧绑在我胳膊的红线上端，一边大喊着说我得了什么“红线叮”，一边跑着去通知生产队长。随后，生产队派了两个壮劳力把我抬到公社医院。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病非常厉害，如果“红线”走到了心脏，人就会有生命危险。是老区人民挽救了我的生命！

在延安，最让我感激的事，就是我在这里找了一个好媳妇，这还是周总理给作的“媒”呢！那是1973年6月9日，总理的飞机要到延安东关机场降落，为了确保安全，东关一带不让闲杂人员出入。我正巧在这段时间被已招工的贯屯煤矿送到延安培训，就住在东关的服务楼里，中午我像往常一样回服务楼吃饭，却被在服务楼里当服务员的徐莲英拦在门外。徐莲英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女同志，我好说歹说，她就是坚决不让我进去，最后竟然争吵起来。就这样，我们相识了。后来，经过多次交往，她成为我的媳妇。30多年来，我们这个家里里外外全靠她，她确实是延安的好婆姨。

1988年底，北京的家人帮忙给我联系好工作单位，我带着媳妇和两个儿子回到了故乡北京。在北京生活的两年里，我对北京居然有了陌生感，除了生活上的窘迫，最难以克服的还是对延安亲人、延安这块土地的不舍。于是，1991年10月，我们又回到了延安。

如今，因为身体原因，我早早就退休了，各种疾病折磨了我很多年，在我身上就装了2个心脏起搏器，家里为给我治病前前后后已花了七八十万元，到现在还有12万元的外债。现在，我的最大心愿，就是有关部门能给我的小儿子解决工作问题。

经历了知青岁月，现在，我永远地留在了延安，我感谢延安的这块土地，我喜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我在延安生活的很好。

我向总理汇报，是延安的苹果留住了我

刘世林，男，1969年1月3日离开北京，当时17岁，在延安县川口公社王庄大队插队，先后在延安林场、贯屯公社、延安市果业局、农业局等单位工作，任园艺站副站长，2002年退居二线。

历史总是赋予时代积极的一面。经历过知青岁月的“北京娃”，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投射出特有的“知青精神”，一种延安精神和青春奉献精神契合的特质，这是一笔人生的财富。

走进一孔漆黑的土窑洞，划亮一根火柴，点燃炕桌上那个小小的煤油灯，一排土炕和一根支撑窑洞的粗木头映入眼帘……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当时，作为家里五个孩子中唯一符合插队条件的我，带着一丝无奈，并夹杂着对圣地的种种憧憬，1968年底，我和班上30多名同学一起踏上前往延安的旅程。

初到延安，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迎接我们的那支毛驴队伍。

12月的陕北已是冰天雪地，24日清晨，当我们从延安师范学校的临时住处走出，老远就瞧见一支毛驴队伍哆哆嗦嗦地横在学校门口。“这些毛驴怎么排着队站在门口？”、“不会是表演的‘马戏团’吧？”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表达着自己对这支奇怪毛驴队来意的种种猜测。

“站好了啊！你们到王庄大队的15个人，赶快把行李放到门口的毛驴背上！”随着一声令下，我们方才领悟到：原来这支毛驴队是生产队来接我们的交通工具。这一路，浩浩荡荡的毛驴队伍真是赢得了行人的目光和笑语……

既来之，则安之。慢慢地，我们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认识了这里的乡亲。到了春耕时节，我扛着中国农民用了几千年的原始耕作工具，和乡亲们一起上山爬坡，在黄土地上劳作。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天可以拿到8个工分，而我只能拿五六个工分，我就玩命地干活，一定要和村里的壮劳力一样挣工分。

面对贫瘠的土地和贫困的群众，有多少个夜晚，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我反复在思考，我怎么能给老区人民做更大的贡献呢？

很快，机会来了。我被分派到附近的林场做杂务。在林场，我抓住一切学习的机会，千方百计找技术人员讨教。没过多久，我就已经能给果树的一般病症开“药方”了。

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都没离开过我热爱的果业，一有机会就到果农地里去，帮助他们给果树看病，指导他们选择优良品种。看到很多果农在我的帮助下钱袋子一天天地鼓了起来，我心里特别高兴！

毫不夸张地说，我在延安果农中的名气还算比较大。记得在1996年的农历大年初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询问我为什么留在延安，我激动地向总理汇报：是延安的苹果留住了我。

如今，我已经退居二线了，但我依旧牵挂着那些“靠天吃饭”的果农们。我义务在果业局的值班室里值班，因为经常有一些果农点名要向我咨询，以解决果树管理中的疑难问题，我很乐意继续发挥我的余热。

那段知青岁月已经成为了历史，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让年轻人到农村去接受一下锻炼还是十分必要的，了解基层老百姓的生活，丰富自己的阅历，磨练自己吃苦耐劳的品格，对于整个人生来说很有益处。那段知青岁月，我已经尽力表现到了最好，我无悔青春。

离开25年后，我选择了“二次插队”

于淑敏，女，1949年出生，1969年2月在延安县元龙寺公社西培村插队，1970年被选拔到公社任妇联主任，1978年调回北京，在北京市化工原料公司工作。2003年返回延安，在延安大学附近开了一家“北京娃饺子馆”，生意很红火，并成为北京知青的联络点。

几乎所有的“北京娃”都有着对两个故乡的感情纠葛：留守延安的，千方百计回到生养他们的首都；而返京的，惆怅和酸楚仍然无法弃离，他们选择用各种方式来表达那份难舍的“知青情结”。

2008年10月23日，下午，在不到20平方米的“北京娃饺子馆”，于淑敏一边忙前忙后招呼客人，一边慢慢为我们讲述她的两段插队经历，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自信——

25年了！

树，还是那棵树，而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人呢？

一扇门“吱呀……”拉开了，一位约60岁的老人抬起头，带着吃惊又略显疑惑的目光蹒跚走出。

泪，瞬间噙满眼眶，疾跨几步，紧紧抓住那双同样颤抖的手，无语凝噎。

人，还是那个人，那个我在元龙寺插队时一块拦牛、担水、纳鞋底的好姐妹——金玉芳！

延安，我终于回来了！

18岁那年，怀揣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我和邻居的两个哥哥擦干离别的泪水，踏上了发往延安的专列。

一路上对窗外山山水水的新奇、对发放的香肠和面包的喜悦，冲淡了离别的痛楚，一路上的欢歌笑语把我们带到革命的圣地一延安。

就这样，在到延安县元龙寺公社西培村的第2天，我们就下地学干农活，开始了延安的知青生活。

从把苗当草锄的无知，到熟练地操作锄头和犁，我成了真正的陕北人。那段岁月里，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我们的担水接力。在陕北这特有的山沟沟里，从打水处到我们居住的土窑洞要经过11道弯，为了保证在这11个拐弯处不洒出一点珍贵的水，我们往往要在每个拐弯地方安排1名知青，采用接力式担水的办法。这一担水担回窑洞往往就是一个上午，但是看到满满的两桶水，再看到一个个汗流的像落汤鸡，我们对视着哈哈大笑，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说起插队时的生活艰苦，我当时确实没有想过这些。或许是因为年龄小、思想单纯，或许是因为我属于要求思想进步的知青。但是，回想起当初最大的奢望——吃一顿不掺糠的玉米面窝窝，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确实听起来让人感觉既可笑又辛酸。

1970年底，我以出色的表现当上了元龙寺公社的妇联主任。在元龙寺工作的七八年间，我走遍了元龙寺的沟沟壑壑，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一直到1978年的夏天调回北京。

返京后的生活忙碌而平淡。在那25年中，虽然衣食无忧，但总有种情愫一直在萦绕着我，如同把至宝丢在了延安。于是，退休后的2003年3月，我决意选择“二次插队”，把自己的晚年再次送到曾经奉献青春、流过汗水的家——延安！

我开“北京娃饺子馆”的初衷，主要是联络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多少有个事干，不图挣多少钱。每天看着饺子馆满墙的插队照片，时不时有插队时结识的老乡、朋友过来吃着北京风味的饺子，聊聊插队岁月，真是有种难以言表的幸福感。

知青岁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是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种难解的怀念，我希望，在延安插过队的知青们，有生之年都来延安看一看。

（焦永兴　杨静　姚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