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大红灯笼高高挂

·桂兵·

新兵连三个月，我很幸运被分配到电影放映组，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时候，全团战士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每周日一场次的电影。电影拷贝沿着铁道线从军部、师部到各个团一站一站传递，我的工作就是骑着“二八大驴”去二十里外的火车站取回影片，经过倒片、检片、修补，然后按照单双号的顺序在放映机边上码放整齐。待放映结束后，再查点、装箱，填写好下一站接受单位的编码，送回火车站。

因为小时候经常拆卸家里半导体收音机积累出的电工知识，没多久，我就可以单独操作2号机位。上世纪80年代末，部队使用的依然是35毫米移动放映机（简称提包机），另有一套新光源（氙灯）设备还是老山前线使用过的功臣设备，不过相对后来使用的各种类型的固定机（俗称座机）也只能算是一种过渡。

影片放映中最讲究两级的协调配合，经验丰富的放映员可以做到无痕切换，在观众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实现画面的平稳过渡，丝毫不打搅观者的情绪，为整部电影添彩不少。大多时候，我们观看电影的时候总会感觉到画面的跳动，甚至连接出现失误，导致白幕、黑幕或是画面变形，那就算是放映事故了，观众会以犀利的口哨为之喝倒彩。所以1号机位的定点、对光以及面对室外放映任务时快速就位、快速连接和快速进入放映状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对放映员技能要求很高，是需要长时间的艰苦磨练才能达到。

部队驻地紧挨着村落，村子里的高音喇叭经常同我们的军号声撞车。那时，村民家中电视机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所以电影组经常会接到去周边村庄放电影的任务。虽说是周边，相隔也要十几里的山路。我曾经去过的兴隆镇，徒步要走上两三个小时的山路。当地村民很早就赶着骡车来到驻地，帮忙把设备抬上车，拉着笼头快步如飞地走在前头，我们在后面紧跟着。再远一些的村庄，就需要团里的大解放车了。往往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见黑了，老老少少在场子里坐等了好久了。当地人对我们非常热情，经常会有煮好的鲜花生、玉米棒或是几块刚刚从炕头灶火里刨出来，热乎乎香甜诱人的烤红薯。

当兵三年，究竟放过多少部电影，那已经不重要了。最令人难忘的一部电影就是台湾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小志强被迫离开妈妈时，撕心裂肺的呼唤“妈妈！”，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观众。插得上翅膀的才算是消息，更何况在塞北这个常年风沙不断的地方。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接到团部的指示：影片暂不发送，待命。团领导经过师部同兄弟单位协调沟通，决定为当地村民加映一场。那一晚，简直就是军营开放日，扶老携幼的村民早早就涌进大礼堂，虽然警调连尽职尽责维持秩序，现场依然嘈杂混乱，宣传股长只好决定半场照明放映。结果，银幕一亮，老人和妇女们首先进入了角色，一边揉着眼角一边盯着银幕，等到灯光全部关闭后，黑压压的人群中好像遭遇了一场春雨，先是零零星星、滴滴答答，一会儿就汇成了一大片。真不知道一场电影下来，湿了多少条帕子。5天后，在兄弟部队的一再催促下，团部直接用车将拷贝送走了。

其实，逢年节团里也是经常搞电影周一类的活动。记得91年春节期间，宣传股通过军影站组织回来十余部电影，连续放映了一个星期。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第三天由于设备原因，只能暂停一天。一大早，我只身前往承德市寻找配件。由于正值春节，自然颇费了一番周折，最终还是从军影站找到了替代件。当我乘坐的最后一班通勤火车到站时，已是晚上10点了，随着下班的工作人员走出车站，一不留神，黑黢黢的山路上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白的是雪。黑的是路，滦河“哗哗”的流水声从左手十几米的峭壁下隐隐传来，再远一些，景物都笼罩在沉闷的黑色里了，这条走过无数次的山路，一下子陌生得有些令人生畏了。汗水濡湿了栽绒帽的棉里，凉丝丝夹着各种莫名的恐惧画面渗进脑海，原有的那点自信和勇气随着体力一起快速消耗。

好不容易挨到平地上，只需要穿过几块大的稻田，跳过两条小河，就可以回到驻地了。之所以说要穿过稻田，那是因为塞外冬季来得早，十一月就已经上冻了，来年的四月份仍不能插秧，稻子成熟收割后，还来不及翻地就被冻得瓷瓷实实的。斜茬的稻杆只有寸把长，却可以轻松穿透黄胶鞋的胶底，人只能沿着窄窄的田垄快速通过。至于那两条小河，在枯水季节踩着石头就可以轻松跳过去，但是，在没有一丝光亮的黑暗中摸着石头过河，到底还是七上八下地忐忑不已。再看来时路，连同巍峨的大山，都不见了踪迹，立马就打消了返回车站的念头。

随便找一处高地，坐下来定定神。明知道稻田边上的土坎中隐藏着无数的坟头，这会儿，怎么也担忧不起来，索性燃一支烟，任由耳朵里“呼呼”的风语絮叨，古老的燕山山脉难得有我这样“忠实”的听众。眼睛里一旦装满黑暗，困倦立刻爬上了眼帘。突然，两个红豆大小的小点，引起我的注意，这个季节不可能有什么“鬼火”的，一定是村口小卖部门楣上挂着的大红灯笼。

既然有了目标，接下来的一切都不再是问题。当我两脚泥水地来到大红灯笼前，简直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拍打着大门，大声地叫喊着：“老周，快开门，我要请你喝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