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打

文/柳影

屈指算到现在，父亲已经整整十二年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了。父亲在一个盒里，被安放在南郊的革命烈士陵园里。也不知道父亲在那边，在这十二年里想过我没有，想过母亲没有？倘若想了，他又想些啥呢？念叨啥呢？我在这十二年里，总想念父亲，想起我小时候，父亲对我的教训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

记得第一次父亲打我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那时，我读小学，学校设在沈阳空军大院，是所干部子弟小学，父亲时任学校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学校的教职人员不过四五十号人，却是个团级单位编制，从校长到教导处主任等均为现役军人，着军装佩军衔。父亲知道我调皮捣蛋，并没指望我给他增光露脸，但决不希望我给他丢人，少不更事的我却经常闯祸，令他背上了“教子无方”的名声。

同院的一个小伙伴，叫宝岐，偷偷从他家里拿了5元钱，很是得意。他找到我，吹嘘他有钱了，张狂得很。他家的经济状况不如我家，他父亲是学校的饮事员，收入有限，平日里总是我比他阔绰，身上时常带些小吃食，偶尔也有不超过一角的零花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正值国家经济困难，父母教子严格，通常不给零花钱，身上的零钱是我悄悄地或是偷偷地从家里的桌上、父母的钱包里捡“漏”得来的。钱虽不多，却来得不易，故每每拿出来，在小伙伴面前露一把富，其实并不舍得花掉。5元钱，在那时是很大很大的钱，那面值相当现在的50元甚至更多。

“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我吃惊。“你别管，反正是我的！”他回答。“是你的钱，那你敢花吗？”我反问。他支支吾吾了半晌才说：“是我的钱，我就敢花！”他不再犹豫，语气坚定且充满豪气。或许是我的激将法起的作用，或许是他想借此一攻素日我总占上风的势头，想盖过压倒我，或许是被小男孩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鬼使神差地左右着。你的钱，你敢花，那我更没啥可怕的。花，俩愣头小子，走出大院，来到小街，在万泉公园门前，买了饼干、江米条、水果、瓜籽，还在小人书摊上看了好多本小人书。彩色的新书，要三分钱看一本，平时想看却看不起，这会儿如过年一般，又吃又看，饱了肚皮饱了眼福，五元钱花去两元多。

回到家里，心中难免后怕，忐忑不安，隐约觉得要出事，果然，第二天父亲知道了。下午放学回家，就见父亲母亲在厨房大声争吵着。父亲脸色铁青，强忍着看见我一声不吭。晚饭桌上，我小心翼翼地吃着，偶尔偷偷瞄一眼父亲，心里一个劲地打鼓：坏了，暴风雨来了，躲是躲不过去了。饭后，父亲把我单独叫到另一间房子，扣上门锁，询问我，我一五一十地讲了事情经过。父亲从小声训斥再到大声责骂，紧接着便左右开弓，狠扇了我两耳光。顿时，我脸颊火辣辣地烧痛，不由自主地伸手捂住脸，又是两记重重的耳光，我本能地躲闪，这一举动如火上浇油，更加激怒了父亲，他不由分说拎起我的胳膊踢我屁股，一连串的动作，我无力招架，畏缩到墙角。我的哭声由小变大，又由大变小，再到嘴巴张得大大的，发不出任何声音。父亲将他气愤到极点的情绪全爆发出来。原来，宝岐经不住他父亲的暴打，编出假话说是我让他干的，是我教他偷家里的钱。

原本只是小孩子馋嘴的事，竟然演变成道德品质的问题，我成了教唆犯，这着实令父亲忍无可忍，便由一般的打骂升级为痛打。一个团职现役军人、校长兼书记，怎能容忍自己的孩子有道德品质问题？这次父亲狂风暴雨般的痛打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我吓坏了，惊慌到极点，痛疼加惊吓，嘴巴张得老大老大就是发不出声，我的头发，本来就稀少，不知何时，竟一撮一撮散落在地板上。后来，事情弄清楚了，宝岐说了实话，有天晚上，我在小床上刚刚睡下不久，似睡非睡中，父亲来到床前，轻轻抚摩我的额头，揭开似乎有点斑驳的头发，我感觉到父亲的眼里噙着泪花。

第二次挨打，在我十岁左右，上小学三年级，偷吃人家的生元宵。沈阳天气寒冷，冬季漫长，家家习惯把一时吃不完的食物悬挂在自家阴面的外墙上，有冻肉、冻鱼、冻饺子等五花八门的吃食。正月十五刚过的一天，张老师家装元宵的竹篮或许因为钉子脱落，白花花地撒落一地，散落在楼梯下的角落里。大人通常不会留意到，却逃不脱馋嘴孩子的眼睛。一群小伙伴看着地上的元宵，不少破碎的，元宵皮和芝麻糖馅完全分离，十分耀眼，相当勾引人的食欲。摔在外边地上的东西，又破碎了，拿来吃完该不算“偷”吧！正是这种心态的驱使，孩子们的道德防线被冲破了，不知谁率先吃了一个，其余的人不甘落后，一轰而上把半斤元霄里的糖块瓜分得干干净净。傍晚大人下班后，对此事议论纷纷，一部分人认为小娃娃馋嘴，吃捡到地上的东西不是啥事；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绝非小事，与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家的东西不能碰，更不能未经主人同意自作主张便吃掉。粮食紧缺的年景刚刚过去，大家对饥饿还记忆深刻，这样糟蹋粮食，只吃馅、浪费面团的行为绝不能原谅。况且学校是教书育人之地，如果把自家的孩子都教育不好，还怎样教育别人？父亲显然持后一种看法，他这时已调离去沈阳空军司令部任职，不再是学校的校长，但他仍然以校长自居，狠狠地抽了我两记耳光，依然不解气，跟着又踢又打，幸庆的是没再揪我的头发。

第三次，父亲本是最应该打我的，但却没打。那时我十三岁，上初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学校停课，我只好在家，在部队大院里疯玩。一天，我的“聚宝箱”被父亲发现了，箱子里尽是我辛辛苦苦一点点累积出来的，有装半导体的电阻电容、漆包线、铜钱，有钢笔、铝管，有吸铁石、小轴承，还有幻灯机镜头和一些幻灯片。这些宝贝极少数是买的，大多数是从大院里的航空修配厂的垃圾堆、车间、仓库里顺来的。不是偷，是顺，顺是拿回家的意思，且是在大白天。在父亲严厉追问下，我实话实说，说完后父亲呆愣了半天，并不相信。我连忙找来伙伴赛北作证，赛北证实这样的东西，他家也有许多，的确是“顺来”的。父亲始终对我说的“顺”不以为然，公家的东西为“顺”，私家为偷，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但父亲没有打我，这是事实。

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懂，在我最应该挨打之时，父亲却没有打我，是因为我长大了，还是因为他改变教育方式，一改从前的训骂痛打方式为诱导说理。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父亲是爱我的，只是他的爱与别人不同。我当兵十载，同批战友中第一个入党提干，我每月写给家里的书信，被父亲一封挨一封保存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按着时间顺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十二年了，每次想念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感到安慰和幸福。父亲如果再痛打我八次、十次……如果真能那样，我该是何等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