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石：潜伏者“余则成”的真实结局

电视剧《潜伏》剧照

2008年，电视剧《潜伏》创下收视奇迹。该剧结尾，余则成飞赴台湾继续潜伏，对于余则成和翠平最后天各一方、好梦难圆的结局，许多观众直呼编导太过“残酷无情”，令他们无法接受。为了表达对这个结局的抗议，“潜迷”们踊跃创作了另一个号称“疗伤版”的《潜伏》结尾。在这个温馨美好的“疗伤版”尾声里，党组织耐心安抚翠平，告诉她余则成还活着，翠平于是带着与亲人重逢的希望，奋力投入到解放后的新事业中。而余则成在台湾顺利完成潜伏任务后，历经艰辛辗转回到新中国，终于和翠平喜极重逢。他们一起归隐山间，过起了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日子。

可惜这个结尾只是观众们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在真实的历史中，潜伏在台湾的“余则成”们最终的结局不但远非这般浪漫，甚至比《潜伏》戏剧化的结尾还要惨烈得多。在这段笼罩着白色恐怖的著名“惨史”中，数不清的“余则成”用热血映红了黎明之前的夜空。

今天，回顾国共双方那一页激烈难忘的暗战史，潜伏者刘青石的故事无疑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传奇缩影。这位“双面间谍”的曲折人生，就是一部令人难以想象的《潜伏》续集。

荒山野岭的“活死人”

1950年下半年的一天黄昏，台湾花莲县郊外月眉山上的一处荒凉墓地，人迹罕至，阴风惨惨。一位衣衫褴褛的国民党士兵趁着夜色摸到这里，准备偷几块地瓜回去充饥。正当阿兵哥手忙脚乱地刨地瓜时，猛一抬头发现不远处杵着五个蓬头垢面的阴森“鬼影”！他们形销骨立，满眼惶恐，显然也被突然出现的阿兵哥吓坏了。这几个“野鬼”的领头人，便是刚刚九死一生逃出生天的刘青石。

1923年，刘青石出生在台湾一户普通人家，但他打小起骨子里就不畏强暴。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尽管从小被迫接受日式教育，但刘青石却对日本殖民者一直怀恨在心。1940年，17岁的刘青石和几个同学一起谋划给日军投毒，不料计划败露，被捕入狱。日本人用尽酷刑，把棉花塞到刘青石嘴里，往他鼻孔灌水，逼他招供投降。几度昏厥后，刘青石终于一字一句说：是的，我承认想毒死你们。但我宁愿做中国剩下的最后的一兵一卒，也不会做你们日本人！

被投进日本人的监狱后，刘青石幸运地熬到了台湾光复。他和许多人一样，满怀希望地迎接前来受降的国民党军队。然而，军纪涣散的国军来台湾没多久，就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国民党政府民心尽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尤其是1947年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使台湾民众掀起大规模反对国民党的浪潮。面对国民党政府制造的尸山血海、专制恐怖，刘青石对这个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

不久，一个叫吴克泰的同乡突然找到刘青石，说有一位神秘的台湾“大人物”想见一下他。吴克泰所说的大人物，正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第一把手、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在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历史上，蔡孝乾可以说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唯一一位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曾经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八路军敌工部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奉命潜回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成为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其时，台湾省工委正在秘密发展党组织。当时刘青石对共产党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但他觉得“国民党实现不了的事，就应由共产党来实现”。1947年，刘青石在基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从事地下工作，入党时只作了口头宣誓，连书面证明也没有给他一份。

由于刘青石对台湾情况十分熟悉，他直接受蔡孝乾指挥。内战紧张激烈，台湾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华东局给他们的活动经费非常有限，最初甚至连一台电台都没有。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之间的一切联系，包括档案、情报、资金的转移等，全都由刘青石以跑单帮的商人身份作为掩护，秘密穿梭于台海之间去传递完成。在严酷的白色恐怖时期，刘青石每天都如同在刀锋上行走。任何细微的闪失，哪怕仅仅是一个慌乱的眼神，也足以让他露馅送命。

一次又一次复杂的斗争考验，使刘青石逐渐成长为一名冷静内敛的交通员。

台湾地下党的惊天巨变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在全国势如破竹地追歼国民党残余兵力。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岛内地下党员备受鼓舞。

谁知形势很快急转直下。1949年10月24日，金门战役打响，解放军9000多名战士渡海进攻金门，苦战三昼夜竟然全军覆没。濒临绝境的国民党政权得到喘息之机，重新开始加强内部整肃。此前十分张扬的台湾地下党，立即成为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日渐紧张的局势下，蔡孝乾安排刘青石离开台湾，前往香港避难，并嘱咐他如果形势无法回转，就直接从香港去大陆解放区，不要再回台湾。由于此前的盲目乐观，忘记了一切尚存的危险，过早暴露的台湾地下党已经埋下了覆灭的祸根。

1949年6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发动了一次宣传攻势，在地下报纸《光明报》发表社论，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散发报纸的台湾地下党人十分冲动大胆，甚至将一份《光明报》塞进了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家中。陈诚将此事汇报给蒋介石，证明共产党势力在台湾之猖獗强大。蒋介石大发雷霆，严命特务机关限时破案。

一个月后，毛人凤的保密局就在高校内发现了《光明报》，顺藤摸瓜破坏了印刷场所，并逮捕了基隆市工委书记、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钟浩东虽然坚贞不屈，但被夜以继日的讯问弄得精疲力竭，濒临崩溃边缘，有一次他忽然迷迷糊糊反问了一句正在侦讯他的特务谷正文：“老郑怎么样？”钟浩东虽然至死都再不肯说老郑是谁，然而，保密局特务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中共地下党派往台湾的头面人物。

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抓捕了中共台湾地下党的第二把手张志忠。张志忠是条汉子，任凭拷打也坚不吐实，但狡猾的国民党特务还是设法套出了他的上层领导者“老郑”（即蔡孝乾）的一些线索。中共香港地下党书记万金光及时获知了消息。他找到刚来香港避难一个多月的刘青石，恳切地希望他能够重返台湾，在十天内把蔡孝乾安全转移出来，以避免更重大的损失。

刘青石不愧是能力出众的老交通员，他一回到台湾，很快就联系上了正在躲避国民党特务搜捕的蔡孝乾，并告知华东局要他立即离开台湾的命令。他替蔡安排好藏身之地，又设法联系了一条走私船，准备让蔡孝乾尽快乘船脱离险境。哪知到了离行之日，刘青石苦苦等待，却始终不见蔡孝乾的影子。

情急之下，刘青石决定和妻子一起去另一个联络点打探情况。哪知他们刚一跨进屋，就发现门后一群特务早就虎视眈眈地守株待兔了。特务拿枪顶住他俩，命令他们坐在床边不准动。经过查验身份证，证明刘青石正是他们要抓捕的人，特务立即将枪顶上了膛。

眼看这回非死不可，刘青石反而没什么好顾虑的了，但他还想拼死一搏。为了解除特务的注意力，他一边假装不会说普通话，故作无辜地用台湾话询问特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则用日语暗示妻子借机将门打开，准备逃跑。过一会儿，刘青石借口要水喝，趁着房主人的老婆端水挡住特务视线的刹那间，他猛地将特务打翻在地，夺门而逃。

远远地，身后传来特务狠狠殴打妻子的声音，还有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飞奔中的刘青石心如刀割，但他知道此时若再回头，只能自投罗网，于事无补。他匆匆逃入巷子中另一位地下党人的家中，那人的母亲赶紧把他藏入床下，端了洗衣盆走到街边的水沟旁，佯作洗衣服。特务们气喘吁吁地追来，老人家故意指着另一个方向告诉他们。刘青石这才侥幸脱险。

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刘青石集合了另外四个中共地下党员，最终逃到了台湾花莲县郊外月眉山上的一处荒凉墓地潜伏了下来。

1950年6月的一天，从弟弟悄悄带上山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一篇文章让刘青石瞬间感到天旋地转，五雷轰顶。那就是蔡孝乾发表的《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还有他自首时的照片。弟弟告诉他，蔡还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呼吁仍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自首投敌。

据不完全统计，因蔡孝乾直接出卖而被捕的地下党员有400多人，他们都被冠以“匪谍”罪名一网打尽。此后国民党当局将台湾地下党连根拔起，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到了处决。

最后被捕的潜伏者

即便身处朝不保夕的险境，刘青石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让姐姐赶紧通过暗语，向香港地下党发出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密告蔡孝乾已经被捕叛变，并牵连了许多人，使中共华东局很快获知了这一重大变故。党组织用密语回电说“放心吧，叔叔马上回去”，意思是让他先坚持下去，台湾很快就要解放了。

此后，躲藏在山上的刘青石，不断听到山下传来地下党员被逮捕枪杀的消息。刘青石和仅存的几个战友，就这样成了这个世上命若游丝的孤魂，随时可能落入天罗地网。他们一边隐藏墓地躲避追捕，一边开荒种地，采摘茶叶，自谋生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中共迅速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破灭了。躲藏在墓地中度日如年的刘青石，失望之情难以言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出于围堵新中国的战略需要，于1954年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这一来国民党政权获得美国后台的有力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后由于战友吴敬堂的下山自首，刘青石的父母家人都被捕了。特务机关逼迫他的父亲和小弟前来劝降，恐吓说如果还不下山，全家人都将遭殃。

刘青石不忍心家人再为他受难牺牲，万般无奈下只好下山投降。虽然落入了敌手，但刘青石打定主意，绝不出卖其他战友。但特务们心机深重，用比死还可怕的煎熬来摧毁他的意志。他们把刘青石和他的父母妻子关在一起，并特意把他和妻子安排在同一间牢房。

正当刘青石深陷在信仰与亲情之间苦苦挣扎时，转机又一次出现了。

身份不明的“影子人生”

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保卫台湾和澎湖。美国的态度使得蒋介石再次产生了“光复大陆”的幻想。台湾开始招募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大陆侦察情报，台海之间的隐蔽斗争一时变得空前激烈。

入狱一年多后，有一天一个叫郭维芳的中统特务找刘青石谈心，说他只要愿意前往大陆，利用曾经的共产党员身份为台湾刺探情报，一切都既往不咎，还可以即刻释放他的全家人。

刘青石心里激烈地斗争着。他首先想到，那么多同志无辜地流血牺牲了，作为最后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向大陆党组织汇报蔡孝乾的叛变经过，以及台湾地下党遭破坏的详细情况，因为现在他是唯一最了解内情的人。另外他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位同志，没有泄露任何党的机密。只要能回去把情况说清了，不管党组织如何处理他，他都无怨无悔。

1956年春夏之交，刘青石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归途。途经香港辗转回到大陆，刘青石很快和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的归来震动了中共高层，公安部派人出面接待了他。在广州的一个招待所，他要求直接到北京面见党中央的领导，汇报台湾地下党事变经过。

然而到了北京后，只有一位统战部的领导接见了他。他一看接见如同审问嫌犯，两位警察把他夹坐在中间，当时就火了。刘青石“呼”地一下站起来，愤怒地大声抗议道：“我又不是坏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那位统战部领导很礼貌地拍着他的肩膀，好言相劝，请他耐心配合调查，告诉他情况总会搞清楚的。刘青石放声大哭，如同受尽委屈的孩子，回到了家却无从倾诉。

经过一年多的审查，刘青石写下了十多万字的材料。交代完所有情况，他就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身边全都是政治犯、刑事犯、劳动教养犯。刘青石的心彻底凉透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历经生死换来的竟是自己人的冷漠与怀疑。

5年过去了，刘青石没有等来台湾解放，却意外等来了一封妻子辗转寄来的信件。妻子在信中诉说了一个人独自抚养孩子的艰难，和期待与他早日见面的心情。刘青石翻来覆去读着妻子的来信，直到把信读成了皱巴巴的碎纸片，心中无比纠结。

对台湾的亲人，刘青石只能做一个“活死人”。而在农场，因为他从事工作的特殊保密性，他也不能暴露自己的历史。他没有身份，更没有朋友，只能活在自己的影子里。

“文革”来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变成了瘟疫一样可怕的人物，从一个农场转移到另一个农场加重改造。

昨日少年今白头

“文革”结束后，1978年，在农场劳动了22年的刘青石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当上了一名日语教师。当年的英俊青年，如今已是56岁的半百老头。1983年，他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中组部部长亲自给他签发了平反通知，恢复了党籍，落实了政策，按高教六级待遇离休。台湾的家人以为他在北京已是高官显贵，殊不知他只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离休干部。久别的妻子本来约好和他在美国的儿女家中见面，在得知这一真相后，不等刘青石到来，就立即飞回了台湾，并来信说她不认识这个人。

两岸关系缓和后，刘青石几乎每年都要回台湾给亲人扫墓。每次去台湾，他都悄悄地去，悄悄地走，他不敢也无脸去见当年那些牺牲战友的家属。他深感自己良心上欠了他们一笔笔重债。

2013年12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公园建成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公开纪念在台牺牲的地下党员，才使这段湮灭了60多年的神秘历史，首次在大陆官方的披露中浮出冰山一角。　（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