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在白大褂里的矿区童年

·张琨·

小时候因为分不清韭菜和麦子，常被人拿来说笑，我反击说你们连青霉素、氨苄和甘露醇都分不清怎么好意思笑话我。那时常跟在爷爷的“白大褂”后面，最爱的玩具是“白大褂”们用过的长长的输液管，各种玩偶则成了我针头下面的倒霉鬼，因执着于给一套木制的十二生肖刻像扎针，被折断或被堵住的针头不计其数。那时，总盼着哪个不听话的孩子摔碎了体温计，眼睁睁看着有个银色珠子跑出来，却神奇的怎么抓也抓不住，我兴奋的会陪着珠子在地上滚，才不管是不是有毒。

那时候小伙伴们热衷于过家家，由于我的加入，生孩子和给小孩看病的戏份增加了不少，从此突破了简单枯燥的爸爸送宝宝上学，妈妈给家人做饭的传统。我会毫不吝啬地带去从“爷爷的白大褂”里收集出来的百宝箱，里面是各式各样好看的小药瓶，还有针管、胶带、纱布、药片，在他们掩饰不住的崇拜中我如愿以偿地一直扮演着大夫的角色。直到现在，亲朋好友见面还会说，原本以为你会学医出来当个医生，曾经我也以为长大了会穿上白大褂当个医生。舅舅说他们外科大夫要胆大心细，我们小伙伴们比过谁胆子最大，比赛规则是晚上谁独自在一个小房子的门口待的时间久，就算谁赢，最后我赢了但并不代表胆儿大，因为之前没人告诉我那是太平间。

记得第一次看见舅舅给一个男孩的小腿肚上缝针，当弯弯的金属针头与皮肤接触的那一瞬间，我闭上眼睛，感觉像是扎进我的身体，疼得不敢动，却清晰听到缝线从肌肉中穿过带出微弱的丝丝声音。“他疼不？”男孩走后过了会儿我才敢问。“不疼，打了麻药，没感觉的。”我半信半疑。直到有一天，我亲历了一次手术，才确信是真的，心里顿时好受了许多。

十几岁时，我竟然对一条金鱼的死亡无法释怀，不管我多么精心照料，它们还是相继离开了鱼缸。鱼缸里仅剩的一条，那是我养的最后一条金鱼，身体开始不平衡了，我心里明白它会怎样。像抢救病人一样，我将它移到另一个盆里，听妈妈的话给里面放了一点点高锰酸钾，蹲在地上心里沉重得不知怎么呼吸，看着它似乎好点了，身子又越来越倾斜直到白色肚皮翻起。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一滴滴落在水里，好久才将它捞起。想土葬了它，挖了坑又不舍，于是四处打听尸体该如何保存，因为找不到他们说的福尔马林，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酒精。后来书架上多了个医院制剂室，才有了大的透明瓶子，满满的酒精泡着一条僵硬泛白的金鱼。那条僵死的金鱼一直在我心里活了好久。

跟爷爷一起生活多年，太善良无疑是快乐生活的一种牵绊。他从来不忍直视垂死病人绝望的眼神，有时候明知道病人的生命即将终结，也要全力以赴。他说是装模作样的实施抢救，不知是为了安慰病人家属，还是求得些许的安心。随着我的长大，分不清爷爷还是舅舅的锦旗也布满墙壁，映着整个屋子红彤彤。从医四十年，他见证着用生死演绎的一幕幕悲欢离合，退休还乡后开了个小诊所，尽可能用便宜又有效的药给乡亲们治病。原谅我，没有继承延续您的事业。

永远忘不了那天下午在医院门口，我被鲜明又炽烈的三种颜色灼伤了，这一伤竟二十多年没有痊愈。医生们是一身白，矿工们是一身黑，还有担架上被红与黑的色彩交织覆盖的伤员。我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没有后退，眼睁睁看着他们进了手术室，很短的时间，又出了手术室。悲痛至极满身炭黑的人跪在地上如野兽般嘶吼，一瞬间，因无法承载着这么多悲伤与泪水，时间停滞，空气凝固。这时，我看到身穿白大褂的爷爷，他苍白的脸上一副从未见过又难以理解的表情，他拉起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这里是个矿区，家人都在矿医院上班，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才知道这绝不是第一起矿难，更不是最后一起，眼球一次次被红与黑的色彩冲击，我的心也没有变得坚强。带着对毁灭和痛苦的惧怕，医生这个词淡出了我的理想。

童年是跟在“白大褂”后面跑大的，乐趣是装在白大褂衣兜里的，情感也就装在了白大褂里了。

（蒲洁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