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面临娱乐至死的“威胁”？

乔治·奥威尔　vs“一九八四”作者

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作者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忧心忡忡地告诫我们，不要在娱乐文化中失去作为人应该有的思考能力，作为人应该追求的原本的单纯，因为娱乐可以改变政治、宗教、教育等领域个人的原则，为了迎合电视的形式而放弃初衷，最后生命枯萎。如果失去了这些，无异于死。作者深知自己的这番苦心，会被视作杞人忧天，疯人之语。但是，他不能够掩饰自己的清醒，不能够沉默。

人们面临娱乐至死的“威胁”

波兹曼看到，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人们面临的不是奥威尔警告的来自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是娱乐——致死的“威胁”。赫胥黎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他清醒地看到，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在崇拜互联网技术方面，用五体投地也不为过了。人们受这种技术的控制并且参与使用这种技术的控制，直达自己。

“互联网即隐喻”，建构交流新模式

波兹曼认为“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媒介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主张用“媒介即隐喻”一说替代。因为“媒介更像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例如，媒介将这个世界分类、排序、放大、缩小、着色，最后建构这个世界的意义。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说互联网即隐喻。互联网以及与互联网有关的微博、微信等交流方式，无一不加速建构我们的人际交流新模式、新感受，甚至新认识。

为了使“媒介即隐喻”这个命题被理解与被采纳，他以钟表为例，详细论述了钟表如何在制造分秒的时候，“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人们便相信时间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时间可以成为精确和可计算的单位。当钟表以这样的面目重新出现的时候，我们接受这个观点比较容易：分分秒秒是人类创造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正如芒福特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社会便没有了永恒”。眼镜也是如此，眼镜不仅仅矫正视力，同时也告诉人们不必听信天命，人的身体可以依靠医疗技术得到完善。还有今天充斥在媒介中的那些美容广告，对美容术的依赖，同样使人们相信改变的力量，改变要依赖各种美容手术，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此类广告的意图一拍即合。

网络对我们的规范强过电视

理论建构之外，波兹曼的基本思路是电视的时代是娱乐的时代，这种娱乐是以“看”为中心的，围绕“看”的娱乐形成了这个时代的共鸣，不论是政治家、教师、运动员、传教士、企业家还是新闻记者都深谙此道。这种共鸣在娱乐时代的表现是：政治家的智慧和驾驭能力被化妆术取代；电视播音员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超过播音备稿的时间；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商品展示时无足轻重；优秀的教师靠把戏惹得同学哄堂大笑……

我们之所以能够把自己娱乐至死，是因为我们将陷入“美丽的新世界”中，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已经没有禁书的任何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冲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