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远去的背影

杨尚坤在家学习

（上接三版）

九零年的某个晚上，我坐在他家的沙发上，摇着扇子，拍打着飞起飞落的蚊子，和他面对面地聊着天。从国内到国际，我们漫无边际地乱扯着。扯着扯着，就扯到了个人的收入上。他告诉我，他的工资才一百六十多元，远远赶不上水泥厂工人的收入，水泥厂工人都三百多了。从他的神情里，我倒隐隐地窥探出他对水泥厂工人的羡慕。

他的妻子始终是一个机关的普通职员，上班干着属于自己的一份差使，下班则买菜系围裙下灶房，路上行走见谁都和和气气地微笑——不微笑不行，如果见了熟人不打招呼，那就有摆架子的嫌疑，一旦让杨尚坤知道了，她准会挨一顿批评。

至少两三个周末，我都在杨尚坤的家里见证了他的妻女回老家的情景。杨尚坤的老家在宜君，相距耀县六十多公里。那个时候，道路不怎么好，交通也不怎么发达，耀县与宜君之间，没有直接通达的车，且山路弯弯，忽而下沟，忽而上坡。要回宜君，还得在铜川换乘车，期间需要耗费四五个小时。

杨尚坤妻子与女儿一边收拾着行李，一边在议论着铜川开往宜君的班车的时间，她们担心自己行动迟缓，延误了班车。铜川每天开往宜君的班车并不多，一天大约两三趟，她们一旦与班车失之交臂，就会被抛弃于铜川街头。

杨尚坤叮咛着妻子女儿回老家后要看望这个，要探望那个——这些人要么是老人在生病，要么是年轻人在结婚——他性子急，嫌妻子磨蹭，督促她们快快走。

我询问他妻子，为什么不用县上的车送送自己呢？他妻子朝杨尚坤努努嘴，说他自己回老家都是坐班车，还能让我们坐他的小轿车？杨尚坤妻子的神情有着些许的抱怨，但很快就释然了，她说自己习惯了，非常习惯了，现在让她坐公车，她倒很别扭。

关于坐班车，我想起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有一年夏日的中午，天很热，我骑自行车从城东的一座桥上经过。桥下方不远处，是长途班车的停车点。从停车点到街道，得爬一道坡。我骑车从东往西行，老远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坡路上吃力地朝上走。他脱了长衣，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肩膀上如褡裢一般，一前一后地垂吊着两个鼓鼓的旅行包。我从后面瞅着那个男人，越看越像杨尚坤。这样的念头在我的心头纠集，但我坚信自己认错了人。一个县委书记，怎么像一个退休工人一般光着膀子？再说了，杨尚坤纵然出差归来，总不至于坐班车呀？

我奋力地蹬了几脚车子，车子一刹那就越到了那个男人的前面。我扭头回望，不禁怔住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耀县县委书记杨尚坤。

我下了车子，问他干什么去了？杨尚坤回答他去北京参加亚运会了，刚回来。参加亚运会，是他在任时惟一的一次奢华。据我后来所了解的情况，开亚运会之前，他就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凡县委书记都得去参加亚运会，这既是政治任务，又是特权待遇。他本来不打算去，但经不起周围人的劝说，于是就前往了北京。

我问他从北京回来，为什么没有车接呢？杨尚坤表现得很淡然，他甚至奇怪我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好接的？他从西安火车站下了火车，火车站广场一侧就有长途班车，他买了一张票就回来了，用车接，那可不是多此一举？

我已经被他感动得没有话说。我卸下他肩膀上的两个旅行包，把它们放在我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在前面推着车，他尾随着我的车子走。直到把他送到他家门口，我才卸下他的行李，挥手与他告别。

5

我与杨尚坤有很多年的往来，但我去他家，从来都是两手空空，没有拿过一针一线，没有拎过一盒烟半瓶酒。及至他退休后，我去看望他，才给他送了一壶菜油和几斤水果。不向官员行贿却不被官员冷落，别说现在，即使在那个年代，都堪称奇迹。

杨尚坤对我照顾有加，不存在任何个人目的，纯粹是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可用的人才。求贤若渴，这样的成语用在他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杨尚坤有一套自己的识人用人的价值体系，不受社会风气与社会习俗的影响。他特别重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对那些吃吃喝喝、拍马溜须、巧舌如簧之徒极度反感，以至于说起那些人，满脸的鄙夷之色。他对有思想的人特别尊重，哪怕思想者的思想与他的思考南辕北辙。我亲耳聆听了他和一位局长的对话。那个局长显然在告一位下属的状，说那位名叫某某某的人虽有能力，但太偏激，什么都看不惯，牢骚满腹。局长没有料到的是，他的一席之言却在杨尚坤这里遭遇了碰壁。杨尚坤神色凝重，他以严肃到近乎凌厉的口吻正告局长：什么叫偏激？有思想的人才偏激！没有思想，他只知道吃喝玩乐，你让他偏激他也偏激不了！杨尚坤自嘲自己就是个偏激之人，因为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丑恶看不惯，因此免不了常常牢骚满腹。杨尚坤质问局长为什么不能多看别人的优点呢？只要某某某没有人品上的严重缺陷，他发点牢骚又算什么错误呢？发牢骚不会导致山崩地裂，他想发就让他尽情地发吧！人憋闷了，总得有个发泄的渠道呀！杨尚坤叮咛局长要多聆听群众的牢骚，如此可以避免自己的工作失误。真相有时候就埋藏在牢骚之中，真理也经常以牢骚的狰狞面目出现。

很多人也许会产生疑问：杨尚坤生活简朴，显得很落伍，那么他会不会是一个因循守旧之人呢？我可以告诉有这样疑问的朋友：不，情况恰恰相反。杨尚坤不但极其开明，而且视野异常辽阔，学养也非常深厚，他的很多思考，都是世界性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前瞻性的，甚至是惊世骇俗的。他和许许多多的官员同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但他与他们，却是两条轨道上行驶的车。他能一眼洞穿他们，但他们却未必能读懂他心灵的图谱。

杨尚坤不论到哪个部门讲话，都能激起海浪般的阵阵掌声。除了他的话语结实，句句都能抵达和撞击人们的心扉，更重要的是，他无论到什么行业，就能讲出那个行业的内行话。财政会议上他讲得头头是道，农业会议上他讲得头头是道，交通会议上他依然讲得头头是道。他讲话从不用秘书写稿子，都是自己拟一个提纲。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人们很容易把华威先生式的人物视为“万金油”。但我相信，凡听过杨尚坤讲话的人，没有谁会把他和“万金油”三个字往一起拉扯。因为他不但有着各个行业丰富而扎实的知识储备，而且对那个行业的特点与本质，常常有着个人化的深度思考与深度解析。他所讲之言，不是隔靴搔痒，而是如同挥动手术刀，要割开那个行业的肚皮，将那个行业的五脏六肺展示给众人看。

有时候他主动和我聊起了文学，我惊讶地发现，他仿佛就置身于文坛的围墙之内，对文坛的是是非非，对作家的长长短短，对作品的高高低低，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有一回，他高声赞扬起了鲁迅，并声称当下的社会，太需要鲁迅这样敢于直面现实直面黑暗的勇士了。说着说着，他有点儿愤愤然，斥责现在的某些宣传机构不像话，它们在故意歪曲着鲁迅，在刻意玷污着鲁迅。

有一回，县上召开新闻工作会，邀请了好几家省城的媒体从业人员。在会上，杨尚坤讲了话。会议结束，我和那些记者同桌就餐。几位《陕西日报》的记者对杨尚坤赞不绝口，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问我杨尚坤从哪里毕业，学的什么专业，怎么会对新闻写作如此内行？比内行人还要内行，比从业了半辈子新闻职业的他们还要内行！他们笑称杨尚坤当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太屈才，而应该让他去做他们报社的老总。

杨尚坤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他在辛苦之余，惟一的乐趣就是读书。他的床上、椅子上、桌子上，到处都是书。书的门类也很庞杂，有最古老的诸子百家，也有最新流行的思想与经济理论等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他读书有一个几十年岿然不动的习惯，那就是记笔记。所有他认可的论段，他欣赏的句子，他都不辞辛劳地予以摘抄。他的读书笔记，摞起来，有半人高。

6

有不少记者到了耀县，他们先找到我，尔后我把他们引领到了杨尚坤的家里。记者若需要和他单独攀谈，为了回避，我就暂时离开。很多时候，他都是躺在床上打着吊针，但却不耽误回答记者的提问。几乎所有与他接触的记者，都被他所感动。他们从他家里出来，感慨不已，赞声不绝。其中有好几个记者都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断：杨书记是一个很高尚的人！

但若有某位记者想写写他，那是绝对不行的。他用恳切之辞连连劝阻之外，还会为此而大发雷霆。他不容许搞个人崇拜，他看不惯各级领导利用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很有可能，他还会对记者进行一番教育，告知他们新闻的本质是什么，叮嘱他们少写官员，多写老百姓。

他的家与县广播站相邻。在某些地方，个别的媒体一定是那个级别领导的私家花园。媒体为同级别的领导抬轿子，抹脂粉，把黑乌鸦塑造成白天鹅，不但理直气壮，而且理所当然。杨尚坤成为耀县的一把手后，耀县尚没有报纸之类，惟一的媒体耀县广播站沿袭了那种“特色”之风，自然就把他的言行当作最为重要的内容，作为广播的头条新闻。如果是别的人当书记，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杨尚坤却非但不领情，而且被这样的新闻所激怒。他亲自跑到广播站去，找到站长，冲着站长就是一顿训斥：广播里天天杨尚坤长杨尚坤短，杨尚坤是不是把魂丢了，委托你们给他叫魂呢？你们关注的就是县长县委书记，眼里还有没有老百姓？一番疾风暴雨过后，他变得和风细雨，然后语重心长地对站长说：要把目光投向基层，老百姓的疾苦才应该是新闻关注的重点，再不要为领导唱高调了。从此之后，杨尚坤的名字几乎在耀县的广播里销声匿迹。

他不让宣传自己，但却为一个农村妇女能上报纸而给报社亲自打电话。农村妇女名叫赵春，寺沟乡崔家坡人。赵春从小就学习刺绣，成家后远走他乡，在兵马佣博物馆门口安营扎寨，设了个出售刺绣的摊点。某一天几个北京的专家游览兵马俑，发现赵春的的刺绣不但气势磅礴，而且特别有个性，于是他们就向故宫博物院推荐了赵春的刺绣。故宫博物院经过审核，觉得赵春的刺绣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便收藏了她几幅刺绣。

这件事情被杨尚坤知道后，他无比高兴。单在我面前，他都好几次谈到了赵春，既慨叹赵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说他要给赵春创造舞台，让赵春的能量得以最大程度地释放。他的心里，已经对赵春的去向进行了勾画：安排赵春去职业技术学校当老师，职业技术学校新开刺绣班，吸引农村妇女免费来上课。也就是说，要让一个赵春，变成成百上千个赵春。农村妇女有了致富的技艺，日子就会好过许多。

赵春要从一个农村妇女，变为一个吃商品粮的教师，杨尚坤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说法：谁该吃商品粮？谁不该吃商品粮？多少庸庸碌碌的人啥也不干，却端着个铁饭碗养尊处优，为什么不能让有才华的人端铁饭碗？耀县的财政紧张是事实，但也不在乎多一个赵春或少一个赵春。

但杨尚坤想见到赵春，却并非那么容易。刘备“三顾茅庐”请动了诸葛亮，但杨尚坤往赵春家里跑了三趟，却连赵春的发梢也没见到。

崔家坡距离耀县城十三华里。那时候农村没有电话，无法联络，杨尚坤在下午下班后，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独自一个人步行去崔家坡找赵春。前两次，他都找到了赵春家，可惜赵春不在，于是他就给赵春的父母留了话，让赵春回来后尽快到县委找他。一月两月过去了，赵春始终不见在他的门口闪现，于是他决定第三次去找赵春。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下着雨，杨尚坤撑着一把雨伞，绕开乡村道路的泥泞，沿着一条铁路行走。脚下一打滑，他摔倒在地上。从地上爬起来，疼痛难忍，但他一瘸一拐，硬是咬着牙走进了赵春家。赵春依然不在。但这回，他不再停留于留话上，而是要留言。他趴在赵春家的柜子上，提笔给赵春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赵春终于来县委找他了。赵春找杨尚坤的那天，天也在下雨。我坐在县委宣传部的办公室里，和几个人说着其他事情。在场的人中，就有宣传部部长。我们正在言谈之际，突然竹门帘被一只手挑开，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个土里土气的村妇。那个村妇，不事装扮，皮肤粗糙，头上垂吊着两根粗粗的辫子，辫子上的白发一根根地翘起。她的衣着非常简陋，穿着一双老式的雨鞋，一个裤腿绾得高，一个裤腿绾得低。更为刺目的是，她竟然是个瘸子，走路一歪一歪的；咧嘴说话，亮出两排参差不齐的黄牙。村妇问杨书记在哪个房子办公？在场的人朝后摆摆手，以极不耐烦的口吻冲着村妇冷硬地说道：往里走！

村妇走后，从他们含有轻蔑的议论里，我才恍然知道刚才所见的村妇，就是成天挂在杨尚坤嘴里的大名鼎鼎的赵春。宣传部部长努着嘴，满脸不屑地说：你看她那个样子，要体态没体态，要体型没体型，邋邋遢遢，就这种货色，竟然成了大掌柜的心肝宝贝。

我因此知道，在县委这个院子，惟一珍惜赵春的人，只有杨尚坤。

后来也是在众人的议论声里，我知道杨尚坤为了让赵春上报纸，亲自操起电话向某个报社的总编打。只是人家把他的这个举动，当作笑料谈论。

杨尚坤与宜君老干部合影

7

杨尚坤离开耀县后，我对他的了解少了许多。我到市政协看望过他一回，他就坐在市政府办公大楼三层的某个办公室里。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他却“受贿”了。

“受贿”的情节是他亲口对一位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朋友讲的，并一再叮咛朋友不要外传。他的办公室，与一位副市长的办公室门对门。凡领导的办公室，都没有门牌。许多次，他听到了敲门声。门一拉开，就有人急火火地从门里闪了进来。来人的手里，拎着各种礼品，礼品以昂贵的高档烟酒为主。当来人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人是杨尚坤时，一下子怔住了。杨尚坤从来人发愣的神态里，也明白送礼者敲错了门。送礼者都是市政府的机关人员，他们都认识市政协副主席杨尚坤，而杨尚坤或许觉得他们面熟，但未必能搞清楚他们究竟是谁。送礼者一时处于尴尬的境地，他们坐也不是，后退也不是，送进门的东西又不好意思带走，于是只有硬着头皮把礼品给杨尚坤放下。杨尚坤怎么肯收人家的东西呢？于是在一番拉扯甚至搏击之后，多数人将礼品又从他的门里拎了出去。但有两个人，扔下礼品落荒而逃，他追不上他们，又不清楚他们的单位，想退还礼品却不知道往哪儿退，只好让礼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沉睡。

这样的难堪接二连三地发生，让杨尚坤颇伤脑筋。他苦思冥想之后，用毛笔在一页纸上写了五个字，然后将这页纸贴在自己办公室的门上。这五个字是：“我是杨尚坤。”自此以后，再也没有送礼者敲错门的情况发生。但就这五个字，却惹得对门的副市长很不高兴，认为他是在故意讥讽自己。

他从政协的岗位上退休后，我去看望过他几次。他的家，依然如故地简陋寒酸，没有任何改变。有一回，我坐在他家的旧沙发上，与他聊天，整整一个早上，他都被激愤笼罩，都被忧患吞噬。此时正是乱收费猖獗之时，他痛惜百姓的民不聊生，他痛斥官场的腐败糜烂，他担忧一个民族精神的堕落，他为一个社会的千疮百孔而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

六十三岁，杨尚坤便告辞了这个让他热爱也让他忧心的世界。他去世的消息我是在两个月之后才知道的。如果能及时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无论多忙，我都会去送他一程。我尽管遗憾自己没有参加他的葬礼，但他去世后的情景，却成为了耀县人久久的谈资，传送进了我的耳孔。很多很多的人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后，都悲痛不已，放声大哭。那些在街头摆摊钉鞋的、摆摊卖菜的、开小餐馆的、开小书屋的、开三轮车的以及许多工人、农民、教师、干部等等，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与杨尚坤并不认识，也没有接受过杨尚坤的恩泽，但当听到杨尚坤去世的消息，都闻风而动，执意买一个花圈送去祭奠。于是，送给杨尚坤的花圈，从一公里长的巷子的两旁密密匝匝地蜿蜒而出，摆满了几公里长的街道。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这位老书记的惋惜与哀思，也表达着对一种伟大人格的崇尚和敬仰，更在表达着对官场清明的诉求与呼唤。向杨尚坤致敬，其实是向中国的良心致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尚坤在任时，严厉批评了很多干部，处理了很多干部，也让很多失去既得利益的人对他心怀不满。但就是这些人，在他去世之后，却都纷纷举着花圈拥向他的家，向他表达深切的怀念与哀悼。杨尚坤不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自己的朋友，也征服了自己的敌人。这些被他得罪者的表现至少说明了一点：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埋藏着对正义对真诚的守护与渴望。

杨尚坤去世至今，我所见到的，只有两篇文章在缅怀和追思他：一篇为现任铜川市交通局局长蒲力民所写，一篇为他的弟弟杨尚青所写。蒲力民从骨子里尊崇杨尚坤，他的身上，呈现着杨尚坤的某些烙印，这是我和他交往二十年友谊依然牢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蒲力民的文章里，有一个细节让我铭记：杨尚坤一辈子没穿过西装，但遗像上的他，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事情的起因是，他在担任市政协副主席期间，曾接到一个通知，让他做好准备，参加一个由省政协组织的考察团去日本访问。在妻子儿女的劝说下，他终于奢侈了一次，订做了一套西装。谁知，西服拎回家，另一个通知却摆上了他的桌案，告诉他去日本的考察活动取消了。于是那套西服只是被他穿着拍摄了一张用于办理护照的照片，就一直折叠着压在柜子里。那张本应用于护照的照片，成为了他的遗像。也就是说，他的脚，终生也未跨出过国门。

杨尚青的文章让我知道了杨尚坤的生活何以捉襟见肘的原因。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孝子，对父母亲的孝敬不遗余力。他的很多钱，都拿去给父母买了衣服食物，更交给了为父母医病的收费窗口。他有一颗博爱而慈善的心，除了对兄弟姐妹无私付出，还经常接济老家那些贫穷的亲戚、困顿的朋友和走投无路的邻居。他的工资，显然是入不敷出。

一个人走了，远远地走了。他把背影留给了我们，也留给了这个世界，而这个朴素的背影，却是那么地熠熠生辉。没有什么官位能比老百姓竖起的大拇指更高更大，也没有什么头衔比活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更为光荣。

作者简介：安黎，著名作家，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原籍耀州，现供职于西安《美文》杂志社，其作品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散文集《丑陋的牙齿》、《我是麻子村村民》等，获过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