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成长踪迹

□李郁

位于汉阴的三沈纪念馆（资料图）

汉阴有三沈，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

三沈是20世纪中国的大名人，曾经影响过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但是，曾几何时，人们只记住了那些曾经的领袖人物，却忽视了与领袖并肩奋斗的学人。今天的人们提起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大概是只要读过中国书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的。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位兄弟的贡献和影响虽然很大，但是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却没有受到足够多的重视。时至今日，连一部正式的传略也没有出现。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

其实，很早以前，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先生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就写道：“北平文化界之权威，以‘三沈’‘二周’‘二马’为最著名。”“三沈”就指的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位兄弟，“二周”指的是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二马”指的是马幼渔、马衡两兄弟。当此20世纪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初期，他们皆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21世纪的初期，安康的地方史学者发现并多方求证，一百多年以前，也就是19世纪的后20年期间，三沈兄弟先后出生在今天的汉阴。有此发现，震动了安康，也惊动了北大。2003年12月12日汉阴县在原“汉阴书院”和“江南会馆”的基础上奠基兴建三沈纪念馆，2004年9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

三沈纪念馆

三沈纪念馆位于汉阴老县城西门内的一座幽静典雅、质朴清秀的古建筑院落，兼具江南传统民居风格和秦巴汉水文化气息。

在此以前，人们都知道三沈是浙江吴兴人，三沈的几乎所有的签名手书上所写的都是“吴兴沈某某”。江浙一带是近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名家辈出，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影响中国文化的大人物都出生在那里。三沈融入江浙名流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沈士远、沈兼士绝少提及他们和汉阴的关系，然而沈尹默先生在1959年所撰《自述》（草稿）中说：“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1883年），一直到24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沈尹默每当提及秦岭，无比自豪，他在晚年曾作《西江月》一词，题序中云：“感忆儿时并南山晨出子午谷口豁然见朝日於天地之际。”其词有云：“子午谷前日出，居然平视瞳瞳。……五十年来人事，催教老却儿童。”

下面我不妨引用汉阴三沈纪念馆里对于三沈的简介：

沈士远，著名学者，庄子专家。1881年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曾任北京大学预科乙部教授、庶务部主任、校评议会评议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燕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中，曾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书记。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湖北省教育厅长、民国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主任。

沈尹默，原名君默，号秋明。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1883年6月11日出生于陕西汉阴县城。1905年留学日本，1913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书法篆刻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沈兼士，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1905年与沈尹默自费赴日本留学，从章太炎问学。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2年在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任主任。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等职。1925年后任故宫博物馆文献馆馆长等职。

三沈的出生地汉阴

汉阴是一座古老的名城，它因汉水而得名。秦朝时属于西城县，汉朝时开始设置安阳县，晋时改称安康县，唐至德二年（757年）才改称汉阴，因为县城位于汉水南岸，所以叫汉阴。后因汉水泛滥，旧的城池被毁坏，宋绍兴二年（1132年）就将县城迁至汉水北面100多里月河岸边的新县址，但仍沿称汉阴至今。清朝时归属兴安府，为汉阴厅。明清时城内文庙、社学、钟楼、祖师殿和各省会馆等一应俱全，在清末仍是我省城廓比较完整的古老县城之一。

汉阴是一处历史文化名城，独特的道文化渊源深厚。秦巴山区是中国道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不仅道观众多，而且老庄思想更是根深蒂固。《重续兴安府志校注》“金石志”载：嘉庆间邑举人茹金撰《重修丈人亭台记》云“邑北城外抵龙岗数十步，旧有亭名丈人亭。亭旁有台，其文漫灭难骤辨，摩挲若隶篆然。较岣嵝山碑，岐阳碣鼓不多让。望而知为汉唐以上物……东阁城楼题额曰‘周丈人抱瓮之乡’”。东汉时张鲁创立“五斗米”道教，在汉中传播，就以汉阴著名的凤凰山为其政教合一的道教圣地。凤凰山擂鼓台号称“关南第一峰”，是陕南至今尚存的最古老的道观。清代诗人陈典《凤凰山记》称：“安阳之凤凰山，绵亘三百余里，势若游龙，即天下名山似难出其右者。盖此山上有万仞芙蓉，朵朵活泼，直逼青天；下有汉水纡回，淙淙泉石，极饶悠韵，此终南一大名胜也。”

汉阴的书法历史渊源很深。据《安康地区志》等史志记载，今藏汉中市汉台博物馆被誉为汉隶翘楚的《石门颂》，其书写者王戎、韩朗即生长于汉阴属之的西城县。汉唐以降，溯源正本，汉阴乃至陕南至今传统书风犹盛。汉阴历代存留下来的牌匾、碑文甚多，能够看出影响至今流传已久的书法风格。

同时，陕南人喜欢作诗歌唱，陕南是中国古老民歌的重要发源地，陕南民歌传唱至今，经久不衰，现在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汉阴，由于它处于长江、黄河之间的秦巴山区，吸收了“雄秦秀楚丽蜀”的文化特性，千百年来吸引了各地移民在此繁衍生息。从而成为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氐羌文化及秦陇文化等多种文化荟萃之地，特别是明清以后以闽赣皖和湖广等各地移民的迁徙涌入，形成了“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的现象。移民信奉的是“宁舍祖宗田，不舍祖宗言”的信条，因而形成了南腔北调的众多“方言岛”的独特景观。客民会馆随处可见，数省方言汇聚一地。

三沈的青少年时代

人常说，无巧不成书。前面说过，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汉阴厅通判傅汝修修建文峰塔的初衷，是因为“邑士累科，无能登桂”，也就是说连续多年当地学子没有考中举人上榜的，期望能够“文星高照”。然而，也就在文峰塔建成后的十余年间，三沈兄弟姊妹六人先后在汉阴出生。据沈兼士先生女儿沈兑教授介绍，沈祖颐在汉阴育有三子三女，“三沈”昆仲大姐名沈星联，大妹沈雅君，小妹早故。“由于家学渊源，儿女自幼即受熏陶，喜爱文学与书法。父亲深解子女爱好，因材施教。长子士远，学批公文，以承父业；次子尹默独爱诗词书法；三子兼士则攻文字学。”

三沈的祖上是浙江吴兴人，是官僚知识家庭。他们的祖父沈拣泉和父亲沈祖颐在清末随左宗棠入陕后，相继在汉中府定远厅（今镇巴县）做同知，就把家室安居在汉阴山城。他们的父亲沈祖颐喜欢吟诗作文，书法学的是唐欧阳询的风格，同时习练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书风，中年以后尤喜好北朝的碑帖。

据沈尹默《自述》记载：“我的曾祖父玉池公是前清副贡生，终身清苦，课徒为生，冬夏一床席，无钱置书，常手抄经籍，授子侄辈诵习，幼年犹得见其所写小楷尔雅。祖父拣泉公是前清解元潘世恩、何凌汉的门生，在北京时，常为潘代笔。他的诗思敏捷，酒酣辄手不停挥，顷刻成章，书法颜、董，有求之者必应，毫不吝惜，后随左宗棠到陕西，即未他往，曾任汉中府属之定远厅同知，有遗墨赏桂长篇古诗在城外正教寺壁上。后来我父（门里加龠）斋公亦官定远，前后连任十年。”

从“三沈”祖父1867年随左宗棠自京入陕，赴陕南任职将家室安居汉阴，到1902年沈尹默在汉阴与朱云（四川人，父亲在陕南为官）结婚，至次年沈父沈祖颐在任内去世，“三沈”举家迁离汉阴移居西安，1907年返居吴兴、杭州，“三沈”四代人在陕西整整生活四十年，其中在陕南生活了37年。

当1903年，“三沈”的父亲沈祖颐去世以后，他们就举家迁离了汉阴山城，移居西安。截至此时，沈士远在此生活了22年，沈尹默生活了20年，沈兼士在此生活了16年。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汉阴度过的。汉阴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风土民情无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直接影响了他们一生的学术方向和个人定位。

汉阴文化对三沈的影响

1905年，沈尹默与其三弟兼士，自费赴日本求学。因家庭拮据，尹默留日求学不足一年即返回西安，兼士则继续留日，与马幼渔、钱玄同、许寿裳等在章太炎先生门下求学。

1907年，沈士远和沈尹默兄弟陪同母亲举家移居祖籍浙江吴兴。到浙江后，长兄沈士远随即被浙江省高等学堂聘为国文主讲。

1912年2月，应北大代理校长何燏时、预科学长胡仁源的邀请，沈尹默到北京大学预科教中国历史，第二年任国文系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教授汉魏六朝诗文。此后几年之内，他的兄弟沈兼士和兄长沈士远先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兄弟三人各自学有所长，都名重京师，于是便有了北大“三沈”之说。

有学者说“沈士远受家学影响，从小专攻古文，精研老庄”。到底是家学的影响大呢，还是汉阴的文化环境影响大。作为沈大先生，在一个封建官僚知识家庭，“专攻古文”是必须的，儒学应该是主攻方向。然而，沈大先生却“精研老庄”，甚至因为一篇《庄子·天下篇》而成为享誉京华的“沈天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思考：汉阴是道家文化的传承之地，也是道教文化的发祥之地。当他漫步流传千年的丈人亭，抚摸着“漫灭难骤辨，摩挲若隶篆然”的《丈人亭记》的时候，当他22年置身于题额为“周丈人抱瓮之乡”的古老的汉阴城楼阁之时，当他登临那凤凰山、游赏那擂鼓台上最古老的道教宫观的时候……是否奠基了他对于老庄之学的浓厚兴趣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周作人晚年著文回忆“三沈”时说：“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概；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他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得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因此同学们送他一个别号便是‘沈天下’。随后转任为北大的庶务部主任。”陕南的文化对于沈大先生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影响到他的气质。

沈兼士先生1905年自陕西留学日本，先入铁道学校，毕业于东京物理专科学校，终生的志趣却在“小学”，并以他在文字学、训诂学方面的学术成就享誉20世纪中国汉语言文字学界，这固然与他留日时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不无关系，但是汉阴的成长环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

著名历史学家谢兴尧在《红楼一角》中说：“兼士与北大之关系独深，可谓相与始终，人称之曰：沈三先生。为人宽和开明，无论教职员生，对之多表敬意，尤好扬人之善，奖掖后起，在北大老教授中，可谓最得人心者……曾任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研究所之规制，皆其手创，不仅北大之功臣，亦蔡系之健将，因蔡老先生兼容并包之人材主义，只沈氏能实行之。”

沈兼士先生在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期间，“作了多方面的学术发展计划。如成立编辑室，成立清内阁大库档案会，成立考古学研究室以及风俗调查会，成立歌谣研究会，并且注意到国内各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他所提倡的各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对后来学术界的影响极大。”这些学术活动“开风气之先，而且终成蔚为大观之学术流派”。

沈尹默从小即受父亲熏陶，喜爱文学与书法。五岁入家塾读书，读《千家诗》、《古诗源》、《唐诗三百首》等。自小学写古体诗，十二岁始习书法，最终以诗文书法成名。然而，沈尹默先生进入北大以后，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人士。他策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并力行改革，他力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杂志带到北大，并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他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高一涵担任编委，后来周树人、周作人等也加入编委会，每人轮流编辑，周而复始。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提到：“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从此北大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蔡元培大力支持《新青年》，陈独秀、鲁迅、沈尹默、胡适、刘半农、李大钊诸位先生努力介绍新思想，提倡白话诗文。北大通过改革，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学术实践活动，各种课外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校风为之一变。当时蔡元培在北大发起成立了“北大书法研究会”，由国文系的沈尹默教授负责，理科教员刘三和、马叔平为导师，由此可见沈尹默在中国现代书法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1919年沈尹默组织并参加五四运动，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对于沈尹默这一时期的活动，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回忆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时说过：“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

“三沈”在陕南生活时期，正值清末的动荡岁月，国家的灾难、民族的悔恨与个人的前途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的祖籍地江浙一带的开化风气伴随着亲朋好友的来来往往，对于他们也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力。这就无怪乎1905年沈尹默和沈兼士兄弟二人联袂前往日本留学之举动。沈尹默先生、沈兼士先生虽然留学日本，但是他们终其一生所从事的却是中国最深厚的传统文化。三沈兄弟分别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大师，他们坚实的国学功底是在汉阴形成的。

汉阴“三沈”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人的关注。北京大学赵为民教授说：“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像“三沈”这样一门昆仲三大师的现象，离不开故乡特定人文环境的滋养。当我们置身于“三沈”出生和生活了20多年的汉阴县，我们似乎能够体悟到“三沈”奇观出现的文化之谜。”“汉阴养育了‘三沈’，‘三沈’也为汉阴赢得了风彩，可以说是‘两不相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