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国企改革创新的“陕西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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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现在的变化，谈及往昔曲折的改革之路，省电子所原老职工、现任所工会主席陈海玲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当时全部资产就现在这个院子仅两亩半地、两层楼的办公场所和一些老掉牙的仪器、仪表，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科研生产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早在2000年省电子所是省属11家开发类转制科研院所中规模最小、最困难的一家。在册职工60多人，其中20多人在外面自谋职业，不但不给所里交钱，还要所里为他们缴纳“三金”。而在所里的职工也有一肚子怨气，消极怠工，企业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说是电子技术研究所，与电子技术最密切的业务就是为省政府各部门安装和维护电脑、网络等。科研院所按省政府要求转制时，我们一没有技术、人才，二没有产品、项目，三没有资金、设备，更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所长杨永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如是说。

“穷则思变”。2000年初，44岁的杨永辉被上级任命为所长，适逢我省科研院所正从事业单位改制为国有企业。他便带领省电子所一班人借改制之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没技术，他们就去找技术；没人才，他们就去引进人才；没资金，就去想办法吸引资金。

改制之初，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他们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产权分配制度的改革文件精神，决定先从产权制度改革切入。通过调研分析，杨永辉认为，省属类科研院所可利用的资源只有一块牌子和少量的资金。为此，他们按照“我搭台子你唱戏，挣了钱咱对半分”的思路，制订了一套优惠政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搭建新的合作平台；允许社会技术、资本参股，允许员工持股；谁控股、谁掌舵。

当时他们打了两张主牌：一是对人才不论老、少，均给予符合其自身价值的报酬；二是让全体职工持股、让经营者持大股，把压力分散到每一个职工身上。“现在，大家都在谈混合所有制，都在谈股权多元化，而在16年前，我们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度曾成为一家很有争议的企业。如今，中央文件肯定了我们的做法，我们感到很欣慰，路子也走对了。”杨永辉谦虚地说。

在企业改革新政下，他们引进的第一批人才是西安某国有研究所的几位退休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今天的军用高端模块电源产品、军用电子元器件检测、筛选项目就是他们帮助开发、引进的。这两项技术的引进，大大提高了省电子所的技术竞争核心力。

他们引进的第一笔资金来自浙江“三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投200万元检测设备，即以设备入股，省电子所以技术和厂房等参股，设立恒太公司。至此，混合所有制改革迈出坚实的一步。

“恒太”的引进，为企业改制带来了生机，也带来问题和争议。特别是在股权问题上，国家当时的政策要求国有股必须占大头，可人家拿钱、做市场、搞销售，钱都是人家挣的，分红的时候却拿了小头，的确说不通。再经调研后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省电子所把国有股下调到20%左右，逐步形成“允许职工持股、经营者持大股”的政策，解决了投资者的担忧。“但在职工持股问题上，当时是有风险的，领导必须敢冒这个风险，并且要带头拿、拿大头！”杨永辉坚定地说。

谈到职工持股问题，现在每年依靠股份分红能拿到2万元的高景旭说：“企业正是通过这种办法，把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职工把钱投到哪里，就会死盯着哪里，你不用刻意地管理和督促，他们干得比谁都好！”

做大平台　把研究所建成孵化器

“我们从2003年开始利用‘电子所’这个平台，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们一直信奉一条，那就是不能把这个摊子给守丢了，‘自己干不了，就请别人来’。在保证国有股占一定比例的前提下，通过放权让利，吸引人才、技术、资金，借鸡下蛋，把企业打造成一个混合所有制经济平台。”杨永辉说。

2003年，省电子所组建了第一个有限公司，将其科研、生产、经营职能转移到参股公司。创建“孵化器”模式初期，他们一般都是针对引进的一个产品或者项目搭班子，在“电子所”财务框架下，采取独立核算的办法运作，待条件成熟后，再把它注册成一个公司。今年40岁的张万红如今有3个身份：所长助理、恒源公司总经理、恒源公司股东。6年前，他萌发了研发轻型化金属陶瓷封装电源模块的想法，便带着项目计划书来到省电子所，与所长杨永辉一见如故，随即组建陕西恒源微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省电子所出资100万元，占20%；员工出资400万元，占80%。为了让张万红放心，其中所长杨永辉和张万红各出资30万元，各占6%。

十余年时间，他们采用这种办法先后创建了8个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30万元，其中国有资本870万元，占17%；职工资本和社会资本4160万元，占83%。同时，省电子所陆续兼并了“陕西电子杂志社”、“陕西电子商务酒店”等2个企业和省水利厅下属的《沙棘》杂志编辑部，创办全国第一本《物联网技术》杂志。由于《物联网技术》杂志的创办，促进了国家物联网应用产业示范基地落户西安的战略布局，受到省上领导和陕西物联网界的高度关注。省委书记娄勤俭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接着，省电子所又向省工信厅申报了“陕西省物联网应用推广中心”、“陕西省物联网工程监理中心”和“陕西省物联网技术学会”等3个物联网技术发展的辅助机构，从而在省电子所营造出一个与物联网技术有关的小环境，为电子所“资源先享”、“资源共享”，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带来的“蝴蝶效应”。到2015年底，省电子所共有11家企业和2本杂志，有8个与军品有关的资质认证，职工400多人，经营收入达到8000万元，职工收入大幅增加。

脱胎换骨　用前瞻思想引领国企改革

谈起改革创新，杨永辉认为他们转制以来的最大成果——就是确立了以军用高端模块电源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军用电子元器件检测、筛选；电子专用设备设计、制造为主要产品的发展方向。而在2005年，省电子所改革发展遇到了瓶颈：低端产品被山寨、高端产品跟不上。为了加快发展，他们在相继成立“恒通公司”、“恒晟公司”、“恒达公司”的基础上，瞄准高精尖产品，以前瞻性的眼光开始涉足军工行业。

当年，他们在获悉国家某导弹研究院有一组模块电源产品研发任务欲外包时，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拿下了该项目。但紧接着又面临的新问题是，缺乏相关资质认证。情急之下，他们组成两路人马，一组负责新品研发，一组负责国军标质量体系认证。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圆满完成了两项目标任务，首批新产品交验合格，国军标质量体系外审一次过关。随后省电子所又用3年的时间，先后取得国家二级保密资格认证、军用电子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军用电子元器件合格供应商、军用电子产品承研承制单位资质认证等另外4个认证，还被原国家信息产业部批准纳入军工行业管理。同时，他们先后研发出的3大系列40多个新产品开始为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配套，有3个新产品被总装备部列入新品研发计划。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第一个以军用高端模块电源为发展方向的“陕西恒源微电子有限公司”。至此，省电子所正式成为军品配套行业的一员，成为全省11家转制科研院所中唯一一家涉足军品的单位。

目前，省电子所已经先后研发出17大系列80多个新产品，有7类9种产品分别为中国某导弹研究院等16个军工科研院所和企业配套，受到用户和军方的好评。脱胎换骨的省电子所又一次占领了市场高地，成为军工行业进门最晚，发展最快的企业。

创新路上无止境。去年12月，在省科技厅推荐下，省电子所与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签订了“一院一所模式”推广框架协议。认真学习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广“一院一所模式”的决定，联系实际，安排部署“一院一所模式”的学习推广工作。他们拿出100万元，设立企业孵化基金，出台9项优惠政策，以加快孵化企业的步伐。与此同时，还联系实际，把推广“一院一所模式”与完善“电子所发展模式”结合起来，加强工作力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西安鑫易科技有限公司原是一家从事机械加工的小企业，一路走得比较艰辛。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推动下，企业决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层次，向军品领域发展。今年初经人介绍，该公司与省电子所接触洽谈，认为省电子所的合作思路新颖、政策宽松，决定入孵“电子所孵化器”。经“电子所孵化器”派人考察评估，认为该企业虽然较小，但有从事军工生产的经历和关系资源，内部管理也比较规范，遂决定将其纳入旗下，使该企业从此乘上省电子所这个军工研发生产的“小航母”。

6月初，榆林煤老板刘廷发投资1000万元，与省电子所合作创办的“陕西怡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已开始运转。而这个项目从洽谈到立项再到运营，也就短短几个月时间。该公司聘请电源模块专家李有星研究员担任总工程师，联合西北工业大学、“771”等国家级科研院所高层次研发人员，以高端电源模块为方向，以替代进口为目标，从事四代、五代电源模块和光电产品的研发、生产。从能源行业转型到高科技企业，刘霆发感慨：“与过去的投资相比，我现在的干的是朝阳产业，对与省电子所的合作充满信心。”

截至今年5月底，省电子所又新增5个企业，使其下属企业和参股公司总数达到15家。目前，还有一些项目和企业正在洽谈之中，预计年底前，省电子所下属企业和参股公司总数将达到20家左右。

经过十余年的不断完善和改进，省电子所在混合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验，企业职能逐步从科研、市场、经营转变为投资、融资、管理和服务，成为一个具有投资功能和孵化企业功能的新型研究所。前不久，省人大常委副主任李晓东带领省科技厅、省发改委以及部分企业负责人在省电子所调研后认为，省电子所发展模式的核心是混合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在今后两三年我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将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本报记者　阎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