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样走过

今天是第十七个中国记者节。

“新闻在前方。我们在路上。”这是对记者这个群体的真实写照。一路走来，行色匆匆，多数时间是和新闻在路上行走。每一次采访都会成为人生难忘的经历，成为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脚下沾了多少泥土，心中就积淀了多少真情。多年来，陕西工人报一批又一批记者始终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企业、工会、职工群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践行记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今天，在这个承载着记者光荣与梦想的节日里，我们通过简短的文字与您共同分享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我们在记录时代的同时，也记录下了自己无悔的人生。我们的前辈范长江说过：“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柳江河，男，1982年来到陕西工人报社从事新闻工作，获全国、省级以上好新闻奖20余项。

潼关，自古就是个出产黄金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明目张胆地哄抢国家财产，使国有金矿惨遭损失。

为了探明真相，我多次来到这里采访。每次采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一次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1988年8月的一天晚上，潼关金矿505车间的一个采矿巷道。在公安科唐科长和两名公安干警的带领下，我们凭着微弱的手电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查看有无盗采现象。大约晚上11点，从不远处的公路上传来汽车的轰鸣声。我们警惕地望着前方，只见十几辆汽车排着长队，缓慢地行进着，灯光划破夜幕。

唐科长凭着多年经验告诉我，这肯定是偷矿石的车队。他喊了一声：“快！不能让这些汽车跑了。”我们立即顺着一条山间小道，包抄了过去。共有汽车和拖拉机十三辆，约有二十几人。车上装的都是矿石，唐科长一看矿石的成色，告诉我，全是401车间的矿石。

这时，一个四十开外、穿着白色短褂的光头笑着走上前，主动打着招呼，并掏出软中华香烟递上，被唐科长拒绝了。唐科长告诉光头：“今天省公安缉私队派人来，你可要知趣了。”并指着我说，“那个小伙就是缉私队的。”光头陪着笑脸走到我跟前，递上香烟，套近乎。

我不客气地问：“你从哪儿拉的矿石，送到哪里？”光头一听这话很不高兴地说：“你知道这山沟有多深？”我提高嗓门问道：“你想干啥？”光头说：“你信不信，别说是省城来的，就是中央来的我也不怕！我就敢把你们这些家伙全扔到这山沟里。”

当时，场面混乱。唐科长见状，拔出手枪，向空中“啪啪”开了两枪。静寂的山谷，枪声回荡。刹那间，这帮家伙被震慑住了。我急中生智，趁势拉开大嗓门吼道：“老唐，谁敢乱来，就直接打谁！快跟省缉私队联系，让他们多派些人上来。”老唐立即拿起对讲机喊道：“省缉私队，快派人上来……”其实，唐科长的对讲机连信号也没有，只是虚张声势吓唬对方罢了。光头见状，像泄了气的皮球，耷拉下脑袋，立马没了刚才的嚣张劲儿。我也趁势显摆起“省缉私队”的厉害，命令他们脱鞋、解下裤带，防止他们反抗。唐科长乘势向在场的人宣传了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等，尤其对光头进行重点教育。

随后，在陕西工人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潼关金矿被毁被盗目击记》的稿件。之后，人民日报也在四版头条位置刊登题为《潼关金矿告急》的稿件。为此，国务院还召开了“小秦岭地区金矿开采整顿工作会议”。

类似这样的经历，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还有许多许多……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从业三十年间的一件往事

郝振宇，男，主任记者，1986年来到陕西工人报社从事新闻工作。获省级以上新闻奖励30多次。

前年应邀去西安蓝田汤峪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坐在旁边省电视台某频道的一位负责人得知我姓郝是陕西工人报记者后，她惊喜地说：“我们频道最优秀的主持人老说你们一位姓郝的记者过去帮过她，是她的大恩人。”我感觉很诧异。她见不得要领，这位电视台大腕立即拿出手机当头给我就是一个“特写”，发了过去。霎时间，电话里传来那位主持人甜美的声音：“就是他，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郝老师”。

我接过电话，简单交谈之后，一件久远的往事被唤回脑海。

那应该是2000年前后的一个夏日，我在维权新闻部当主任。这天上午我接待完上访和咨询的几十名群众，吃过饭刚准备休息一下，下午好继续接待上访的职工。这时门外急匆匆走进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背着书包、拿着写在作业本上的反映材料，情绪低落，表情凝重的脸上却透着倔强和果敢。看到这位和我孩子一般大小、头发被雨淋得湿漉漉的小姑娘，我当即请孩子进来坐下，用毛巾为她揩去头上的雨水，并带她到门口吃了一碗面条。待孩子情绪稳定后，经详细询问得知，小姑娘的父亲是陕南某国企的职工，因为经济纠纷受到了粗暴对待，以至于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于是她竟孤身一人，连夜坐上长途车奔赴西安，找到报社维权部寻求帮助。感动和惊讶之余，我让孩子在办公室沙发上稍作休息后，就派了一位最得力的记者带孩子一起前往陕南。由于牵涉问题复杂，虽经记者的努力协调，孩子家长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其他问题的处理并未尽人意。但作为媒体，只能如此也无可奈何了。

当年全总尉健行主席大力倡导工会维权，报社应运而生了维权新闻部，不但配备了车辆和精兵强将，还在报纸上公开承诺“企业权益、工会权益、职工权益一起维护”，对于读者投诉，承诺“西安市内两小时赶到，省内两天内赶到”，一时间报社门庭若市，锦旗满屋。当时确实是打了几场硬仗的，因此上对于这点小事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没想到记者的一次普通行为，竟然给孩子留下深深的印记。

从汤峪回来后，这位美女主持人专程来看望我，还给我这位“叔叔”和“婶婶”带来礼物。当我表示受之有愧时，她却告诉我，正是当年我们的“举手之劳”，让她看到了记者的正义感和媒体的力量，她从此发誓也要成为记者，为民众呐喊，为弱势者呼吁。为此，她高中选择了文科，后来如愿以偿考上了名牌新闻学院，最终成为省台某频道的“当家花旦”，实现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梦想。

佛家有一说法：“前世因是今世果”，“今世果是前世因”。我非佛家弟子，也不祈求什么积善得福。但作为一个从业三十年的媒体工作人员，深深感到媒体工作并不比其他行业高贵和特殊，但媒体人的一举手一投足，却都寄托着民众的信任，关乎着民众的福祉，我们在工作中只有“广种福田”，才能不辜负受众的期望呀。

惊魂两小时

鲜康，男，摄影记者，2015年进入陕西工人报社。

时值盛夏，报社策划的“高温下的劳动者”栏目，已经启动。

离太阳最近的人——塔吊司机，成了自己的采访对象。我先后问了几家建筑公司，他们都说，由于安全原因，不便采访。后经多方联系，陕建四公司终于答应了此次采访的要求，但他们特别叮咛，一定要注意安全。

2016年8月4日，西安一年中最热的一天。一大早，我来到项目工地。在和工地负责人简短交流之后，我准备上塔吊进行现场采访。

由于场地原因，要到达塔吊操作室，需要先走到新建楼体的楼顶，再通过塔吊和楼体的两米长四十厘米宽的连接板，最后徒手爬三四十米高的垂直塔架，才能到达操作室。到达楼顶后，在安全员的叮嘱下，我走向了楼体和塔吊的连接木板。当我踏上连接板的那一瞬间，我的双腿立马不停地抖动，心“呼悠”一下，浑身的细胞仿佛都跟着晃动起来，身体似乎随时要栽进百米深渊里了。头一阵阵眩晕，身体僵硬得迈不动步子，甚至往前挪一厘米都不行。此刻，我的承受能力超过了意志，但又不能放弃，许久，我鼓足勇气，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当我好不容易走完连接板之后，真正的危险还在后头。二三十米的垂直爬梯，没有任何安全措施，需要徒手攀爬到顶部。稍有不慎，就会遭遇不测。此刻我多么希望自己化身成蜘蛛侠！我对自己说：“别松手，你有的是力气，别往下看，只管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就行了，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慢慢地我伸出一只手，可腿上的肌肉紧张得痉挛起来，根本无法配合手上的动作，只得重新抱紧爬梯。不知过了多久，我开始向上爬，眼中只有塔吊操作室，越靠近塔顶，胳膊越感酸困无力，二三十米的高度，感觉像爬了一个世纪。终于，我一头钻进操作室，待在那块唯一让自己有安全感的地方。在塔吊司机的协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

这是一次艰难的跋涉，又是一次意志的考验。在我看来，只有艰辛，才会成长；只有磨砺，才会强大。在新闻事业的道路上，这只是又一个新的起跑点，我会一直努力下去的。

“我们不是无冕之王”

钟洁，女，记者，2012年进入陕西工人报社，从业时间4年半，曾获得第十八届西洽会暨丝博会好新闻二等奖。

一提起记者，不少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无冕之王”，认为记者掌控着社会的话语权，主导着社会的舆论，是一份受人尊敬，光鲜靓丽的职业，这也是我在从业前对这份职业的理解。

可当我真正做了记者后才发现，这份职业并不像想象中的风光。

2013年7月中旬，我接到新闻线索，一位女保洁员在工作的九年时间里单位都没有与她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过社会保险，连一次加班费也没有支付过，如今离职的她，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我进入报社实习期结束后的第一次独立采访，当时我既兴奋又紧张，决心一定要替职工讨个说法。在采访中，我了解到，这九年来每天早上6点钟她就开始工作，打扫家属院，拖楼梯，倒生活垃圾，不管风吹雨打，从不间断，一年365天，天天如此，还曾被单位评为年度优秀工勤人员。

随后，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我又去了保洁员工作的家属院，正当我与家属院居民交谈时，突发状况出现了，“你是干啥的！”“到外边去，你们不要跟她说……”一位大妈开始阻挠我的采访。当我说明来意并出示证件后，大妈反而变本加厉开始辱骂我，“你个碎娃，赶紧滚出去。”“你信不信我找人收拾你。”整个过程中，我不停地给老人解释，希望她不要干扰我的工作，而要维权的保洁员始终没说话。最终，我被大妈推搡出院子，这时保洁员才小声地说了一句：“不好意思，他儿子就是物业的主任，我不敢惹她。”由于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能忍着眼泪做完了采访。那一刻，我才明白记者并不是所谓的无冕之王，有时候更像是“弱势群体”。

在记者节前夕，回想我近五年的从业经历，让我对记者这份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我们，在工作中感到是辛酸、劳累、无奈、委屈，但更有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从不后悔，正如本报办报宗旨所说去倾听声音、关注需求、捍卫权益，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一次惊心动魄的考验

毛静，女，编辑，采编岗位从业15年，采写和编辑的作品曾多次获得陕西好新闻奖二、三等奖。

进入陕西工人报社那年，我刚满23岁。日月如梭，时光荏苒。从当初的朝气蓬勃到今天的华发初生，匆匆间，我已在采编岗位走过了15个年头。在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总有难忘的故事。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说一说自己的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2003年底，全总来陕送温暖，去延安慰问困难职工。我和劳动保障报等四家媒体记者跟随采访。

当慰问活动结束时，已是中午时分。按照安排，六点前要赶回西安。匆匆上路，一切都很正常。然而，当我们媒体人员乘坐的汽车驶入隧道时，一个惊恐的场面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车祸！车窗玻璃全都碎了，剩下一些玻璃碴像尖刀一样竖着，玻璃球满地都是，车头严重扭曲变形，坐在车里的人，有的满头是血，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有的晕倒在坐椅上……

恐惧、惊慌充斥着每个人的心。

事后，我们得知，由于时间要求紧，车速较快，当领导们乘坐的汽车驶入潼关的一个隧道时，与一辆卡车相撞，才造成了如此惨状。

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们几个年轻的记者开始了营救工作。由于隧道内手机没有信号，我只好跑出好长的一段距离去打急救电话。据医院方面的说法，救护车要从铜川赶来还得一个多小时。时间不等人！我们只好先把受伤最重的人抬上我们乘坐的车，由一名记者陪同先送往医院。随后，我和两名记者、一名工会宣传干事在昏暗的隧道内等待救护车和交警救援车。由于车头严重变形导致副驾驶的位置上还有一位同志被卡在里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施救，当第二辆救护车赶来时，救出的已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我的任务是要将这位失去生命的同志送往医院太平间。狭窄的救护车放完尸体后，已没有一点空间，我只好挨着这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蹲着，不敢也没有一点空间挪动。浓重的血腥味让我总想呕吐。只感觉自己不能呼吸，心脏似乎要停止跳动，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瑟瑟发抖。我更不敢在车内扫视，只好僵着身子，尽量和尸体保持一丁点的距离。扭头透过车内唯一的小窗户向车外看，这也是让我唯一能减少恐惧的方法。天色变得昏暗，公路两旁的山峦模糊起来，只有远处一些灯光依稀可见。我一个姿势蹲着不敢动，腿脚并始发麻，只能咬紧牙，硬挺着，真希望车能长出翅膀，可是路却变得异常漫长，时间像凝固了一样，不知过了多久，汽车终于停到铜川矿务局医院太平间门口，那一刻，冷汗淋漓的我已经无法站起来了。

至今，想起那段经历，我依然心有余悸。如果我说自己胆子大，那是假话。但是面对那样的危难时刻，作为记者，尤其是陕西工人报的记者，那一刻，我别无选择！

又一次失信于女儿

王何军，男，记者，2004年进入陕西工人报社，从业时间13年。

每年临近年终，事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非常复杂和急迫，让我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2015年1月21日17时40分，临近下班。我终于可以喘口气儿了。

“爸爸，今天回家吗？”接到女儿充满期盼的电话，我信心满满地告诉她，“今天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我梳理了一下手头的几件事，准备下班。

当我在思量着如何能给女儿一个惊喜的时候，突然，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我们单位拖欠工资，请你赶紧来。”

按常规，必须询问对方什么单位，反映者叫什么名字，欠了多少工资，有没有找工会等等。这次对方仅仅回答了单位的简称，我有点茫然。当我要求他提供更详细的情况时，尤其是需要提供他个人姓名时，对方的口气顿时变得很生硬，质问道，“你们不是替职工维权吗？要我名字干啥？我都说了公司名，不会自己调查吗？”

反映人的态度如此生硬，又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让我意识到情况可能有点复杂。后来，通过其他途径，我才了解到问题单位的确切名称和其他相关事宜。

回到家里，快11点了。老婆说，女儿临睡前嚷嚷：“爸爸是个大骗子！他答应来看我表演节目、带我去游乐场玩、给我买乐高……到现在还都没影儿呢。”又一次失信于女儿了！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在相关单位工会组织的配合下，这一维权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此刻，我想女儿是会理解、原谅爸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