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普通人讲述自己的供给侧改革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个个指向多年经济社会发展沉疴，项项关涉利益重新分配。改革动力来自人民，每一个“我”的命运都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每一个“我”都在时代大潮中逐浪前行；有难以割舍，有生机勃勃，有期待满满……五个普通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记录时代的脉动。

■转身

从煤矿到袜厂

井口封着，屋顶墙缝里野草丛生。一群小鸟忽闻人声，从厂房前半人多高的枯草丛中成群飞起。一场暴雪即将落下，铅灰色的天空飘起冷冷的雨。“每天天不亮从这个入口进，通过矿灯房子、浴室，然后下井。晚上升井，原路返回，出来时太阳早就落山了。”站在这个曾经火热的煤矿前，刘志刚指着旧厂房感慨。

“不要不要不要，出去出去出去！”去外省推销袜子，刘志刚正客客气气介绍着，话头就被一位40多岁的男子粗鲁地打断了，还把他推了出去。晚上，躺在床上，回想白天的一幕，“眼泪哗哗掉，没这么哭过！”

1991年，刘志刚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泰信矿做井下工人。“上班第一年，厂里工资一直欠发。这一年老娘心脏病去世，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自己赚钱为她买过任何东西。”后来，市里办起了辽源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刘志刚离开辽源矿业集团，在袜业园里做物业。看到袜厂越来越多，很红火，刘志刚心里也开始活泛了。“我自信也能做好。虽然文化不多，但我认一个理，选自己能选到的最好原材料。质量好了，其他就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刘志刚的厂子今年已初见规模，虽然现在销售一般，但他觉得生活还过得去，将来肯定会更好。

每天700万双棉袜从袜业工业园流向世界各地，成为全国最大棉袜生产基地。长春到辽源，一下高速，就能看到大大的广告牌：东北袜业园长期招工。主题词：袜业园和淘宝。越来越多的工友告别矿井，像刘志刚一样选择了不同的路。“这不是衰败，这只是时代大潮中的一个转变。通过休养生息，终有一天会更好的。”

■较量

起落间寻找平衡

“担子不能全压在房地产商身上。”“工资保证金，能不能降一点？”“公积金贷款力度能不能提一提？”……发牢骚的、发问的，大多是房企老板。

大家围拢着会议召集人莫元春——重庆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去库存是大家讨论的高频词，也是今天的主题。

几天后，重庆成为今年第一个出台去库存措施的城市。1—3月，市商品房成交面积1354.8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2.3%。

房企如果想通过大规模拿地炒房价，拼不过政府。10多年前，重庆市政府就储备了大量建设用地。2011年，重庆试点房地产税。虽然税额不高，但还是让一些买房者和炒房团有所顾忌。此外，公租房大量建设，低收入者也不担心自己无房可住了。

“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房价没有大起大落。

■选择

2000万还是9000万

“再给我们2000万元，就能恢复生产。”今年5月份，找到翟锦钦时，锦明公司已经停产5个月了。

江苏锦明不锈钢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兴化农商行戴南支行信贷员翟锦钦的客户，也是这里的大户，最高贷款金额达9000万元。

戴南镇曾是苏中、苏北经济强镇，以不锈钢为主导，各类企业1000多家，产业集群千亿元规模。行情好时，银行一窝蜂追着企业，送贷上门。企业拿了钱建工厂，上新设备，有的还去乡镇做房地产，杠杆逐渐高了起来。2013年，“寒潮”不期而至。全球性不锈钢产能过剩，一些银行急于脱身，开始抽贷。抽掉的资金基本都是企业的现金流，很多企业难以运转。互相担保，让一些好企业也受牵连。锦明亦未能幸免。

那段时间，翟锦钦的日子也不好过。工资降了1/3，每天还得盯着放贷的110多家企业和个人。

就在寒潮来临前，戴南发生过一场环保风暴。锦明从中嗅到，不锈钢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酸洗污泥，孕育新的商机。然而，没等固体废弃物处理资质办下来，寒冬席卷，2015年12月底锦明彻底停产。

当5月份，站在锦明厂区，翟锦钦看到企业设备改造到位，固体废弃物处理资质也即将获批。他决定，把情况向总行汇报，争取支持。

最终，拿到兴化农商行2000万的临时贷款，锦明恢复生产。11月，企业收到4000多万元的酸洗污泥处理费用，准备先还上几百万的贷款。

“去杠杆不是简单地收回贷款，降低企业负债，而是想办法让有价值的企业活下去。”翟锦钦说。

■双城

未来在别处

自从公司传出要搬离北京，竞争对手就不断给龚立超打电话，想要挖她。女儿才4岁，龚立超有些犹豫。她提了离职，但威克多服装公司的老板将审批离职硬是延长了20天，希望她回心转意。

在北京，高企的地价限制了公司扩张，而且服装制造等一般性制造业也被列入新增产业禁限名录。搬去衡水，公司能更大胆地扩规模，龚立超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离开，一切就是未知和挑战。

最终，龚立超选择了跟着公司走。可是这个周末太忙，龚立超没能回北京的家，很是遗憾。

和龚立超的双城生活不同，24岁缝纫女工祝文凤安顿在了衡水。在北京，每月开支千元以上，一年下来，也就攒个2万元。到了衡水，吃住在厂里，花钱也少，一年存下好几万。为了鼓励员工随厂搬迁，除了增发安家费，公司还补助6个月工资。

迁出北京，原来的老厂房被定位成研发和众创空间。空置的厂房改造成新锐设计师孵化器。设计师可以与威克多合作，纳入各品牌服装进行量产，也可以自己打造设计师品牌，组建队伍，寻找企业下单生产销售。

目前，一期签约入驻企业50多家，主要是科技公司、文化创意类公司、电商和“互联网+”公司。

■下山

不在这里受穷了

山岚缭绕，新潮村的民房三五抱团，孤零零地占据了几片山头。深冬，雨雪封山，出行很难。全村448户，贫困户就有336户，350多户还是土坯房。“过了年，我们就搬去城里，不用待这里受罪了。”70岁的蔡光兴指着自家一排4间土坯房说，1978年的房子已经到了“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地步。

这里，是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的叶大乡。

老蔡的儿子蔡建军，今年24岁，职高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今年，他换在郧阳城区里选了套安置房，83平方米。政府补贴14万元，买房够了，自己只用找装修钱。

原来，像蔡建军这样有劳动力、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自愿进城安置。政府统筹低价房源，每人有3.5万元的购房补贴。

新潮村有勇气、有条件进城打拼的贫困户只有9户，更多人继续留在农村，到镇上集中安置。

“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就买卖粮食，当个体户。1986年建了村里第一批砖瓦房，是少有的富裕户。”周延学勤干苦做，一毛一分攒下了家业。没想到，这些年家人连遭大病，家底耗干，成了特困户。老伴脑梗瘫痪，儿子查出肾病综合征，儿媳要照顾孙女，周延学61岁了，患了白内障，却还是唯一的当家劳力。年底，一家人要搬去乡政府旁的新集镇，那里有一个集中安置点。

易地搬迁平均每户有20万元左右的配套资金，其中6万拿来发展产业。有余力的集中安置贫困户，办农家乐，去集贸市场开商铺，搞土特产电商，出路是有的。进城的蔡建军不担心，农村的山林、田地保留了，政府还联系工厂帮他找工作。　（任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