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人生之目的

·曹本美·

北大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在《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一书中深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中国深刻的传统中诞生。当中国社会陷入原子化的一盘散沙的时候，中国绚烂的传统亦如花雨般自行坠落。毛泽东创造了一种局势，如同春风化雨，使中国的诸子百家互相碰撞、交织、融合，使散落的传统融合为有机的整体，亦如大医打通了这个巨人的经络，而使大道运行于其中。”

毛泽东打通中国这个巨人经络的大道，肇始于其对宇宙本源的思考，而宇宙的本源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宇宙的本源就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则在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就没有宇宙与人生。”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大至宇宙运行，小至寸心所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正是变化中的矛盾双方在对立统一中推动着事物的向前发展，造就了生生不息、波澜壮阔的人类社会和自然万物的生命运动。

变化是既是宇宙和人生的本源，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源动力。梁启超曰：“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世间万物无不是应变而生，唯其有变，方能保持代谢新生，才有推陈出新、生生不息之契机。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人生亦然。如果每天都是涛声依旧，重复昨天的故事，那么人生亦无乐趣可言，未来也就不值得期许，人生也就丧失了奋斗的动力。变者乃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改变现状的契机。那么，面对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万事万物，如何来对待人生？

人生，即人的生命活动。人只有通过活动才能表现自己，实现自己。其本质不在活动之形式，而在活动之目的。每个生命个体都有其存在之本源和目的。其存在之本源，在于因差别而推动的生物进化；其目的，在于实现其自我之价值。而其本源和目的，均离不开与整体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世间万物普遍联系而又有机统一，每一个个体都难以割断与外界的联系而独立存在。正是万物间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才构成了有机统一的宇宙整体。个体彼此联系的属性，决定了个体在整体中存在的目的和意义。而个体相对独立的属性，又决定了个体的目的与整体目的之间的同中有异。而这种二重性，既是社会阶级产生的根源，也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内驱力。

万事万物在相互联系中推动着整体的发展，而在推动整体发展中藉此以实现个体之目的。可见，个体目的的实现，必须向着有利于整体目的实现方向的发力，当个体偏离了整体目的的轨道后，就等于站在了整体的对立面，其给整体带来负能量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的毁灭。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正是这种万事万物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统一的最高领悟，而万物藉以彼此联系的纽带是什么呢？是利。利有自利、互利和利他。对此，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上有过截然不同的观点。杨朱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认为天下之利是由无数一毛之利组成，不能因为天下之利大于一毛之利，就为天下之利而害一毛。一毛之利不保何以保天下。主张贵已、重生，人人不损一毫，通过个体的自利而达到整体的共荣。而墨家的祖师爷黑子则主张天下兼爱，无论贫贱富贵，爱路人、爱乞丐如爱自己的父母兄弟，是完全地利他。完全的自利固难立世，而完全的利他如无源之水，亦难长久。儒家去其两端而取乎中庸之道，主张“利用安身”，通过利他以自利。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能为。”恒产，即物质之利。先有安身立命之物质基础，然后方可风行教化，遵守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而这也是历朝历代注重经济建设的根本原因。而建立道德伦理和法治秩序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对利的追求，为了更好促进整体和谐之利。客观物质条件和所接触的社会环境，决定一个人的主观意识和思想。繁荣经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在利用安身的同时，带动提升主观的思想境界和素养，促进更高水平的互利协作和社会管理成本的降低，进而促进人类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

中国历来有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深厚传统。以德治国之德行的评判标准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有一条不可否认的底线，即：是维护还是损害整体的利益，是自利、互利，还是利他。其最基本的要求是自利而不损人。损人利己之人，很难说他是有德行的人。无论这种损是经济利益之损，还是言语、思想、行为之损。放大到以德治国的高度，这种德政的体现，即建立一套符合统治阶级和大多数人利益的道德伦理规范，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而以法治国，只是以国家权威的形式对德行的规范和约束。法的内核是德。法无德不立，德无法不彰。而这一切，都没有改变“逐利”的本质，只不过是放大了对利之追求的合力。

每个生命个体都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大至全人类，整个国家，小至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人生之目的，就在于为整体谋利益，进而实现个体之利益；而人生成就之大小，关键是看其对群体利益追求之高低，有为人类整体谋利益者，如孔子、释迦摩尼、耶稣、马克思等，有为国家民族谋利益者，如秦始皇、唐宗宋祖、毛泽东、邓小平等，其所谋者大，其所获者也必大。唯先有大格局大境界，再辅之以大智慧、大魄力方能有大成就。

而无论个体成就之大小，其本质都是自我之实现。毛泽东讲：“人类之目的在于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之身体及精神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人生目的之实现，必须以国家社会组织为凭借，以天地为舞台，而其实现途径在于精神和身体之能力发挥到极致。

那么何为精神之能力？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为：“人的精神是由知识与理智、情感和意志这两方面构成！而理智与知识，不能脱离情感与意志，欲求健全之精神，不仅需要追求知识，更需要养成情感，锻造意志。而当今之世，泛滥的知识与理智，压抑了情感与意志，正如卢梭所指：“如今学生读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知识，而是为了掌握一门谋生或投机取巧的本领，知识与理性的进步压抑了人类的天性。”放眼望去，大多数人都违背着自己的情感、意志乃至良知去行动，人人皆是在“理智”的驱使下，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违背自由意志的事情。其实，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

马克思把人类精神异化的思考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发现了阶段的本质和剥削的秘密。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和商品的二因素，挖掘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解释了为何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平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追本溯源，这一切都是建构在对利益之追求的欲望之上。无论任何国家还是社会组织，其存在的基础和目的，都离不开一个利字。关键是看其代表的利益群体。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西方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首先在经济上壮大了一批资产阶级，并由财富的差距催生了新的阶级差距。使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利用其物美价廉的商品和坚船利炮，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建立市场，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在它所到之处，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当时之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劫掠、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官僚资本主义的内外勾结和各种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下，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下，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如马克思一样直面人类精神的异化，并提出：要改造这种异化，当务之急是改造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追求某种具体的科学与知识。

国难当头，为什么毛泽东开出的医国之道的药方是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毛泽东这样说：“真正的思想所面对的应是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问题，要变革中国，当求本源，而非枝节。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宇宙之真理，在于人人心中，掌握了宇宙真理这个大本大源，方能动人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则天下之事可为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从改造人心入手，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时势。而其“宇宙之真理，在于人人心中”的深刻见解，与距其400多年前的王阳明“心心相应”，一脉相承。两位思想的巨人如两座永远闪耀的灯塔，一前一后在中华文明史的雄关漫道上指引前行。

王阳明说：“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大道”，即宇宙的运行，这就是生命力进入物质，并改造物质的运动过程，而它的最高成就，就是人心——人的心智的发展。宇宙之道，就是生命力的运行和进化，而它的最高成就，便是有心智的人，是人的心智的进化和培育——而这就是文明的成就与硕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又说：“人人心中有良知，只要各自发现自己内心的天理良知，则人人皆可为圣贤，人人皆可为英雄豪杰。”24岁的毛泽东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并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比较，提出了中国之衰败在于“抵抗力”——国家和社会政治组织能力低下的独特见解；他从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工人夜校入手，立志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世界。

康德曾说：“人类最震撼的秉性，就在于为他人而工作，为后代而牺牲。”马克思把这种人类的秉性，称为“人的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人的上述“类本质”却正在丧失。于是时年25岁的马克思决绝地要抓住这种正在消失的“人的类本质”，发下与人类共命运的宏愿，并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正是这一宏愿深深打动、震撼了毛泽东和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用青年时代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为天下受苦的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就是伟人们在年青时给人生下的定义。反观今天的我们是何其的渺小，甚至都不配自惭形秽……（运销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