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讲故事

我是这支功勋部队的第一批兵

1969年12月18日，我以“甲级身体”的评定从北京第五十中学穿上了那身“小帆布”军装，开始了军旅生涯。在前往陕西华县的“闷罐车”中，两排人的身体随着车身整齐地左右摇晃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四年多当兵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永远难以忘怀的人生第一篇章。

我和其他战友从北京来到秦岭脚下，成为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回收部队第一批兵。

作为我国唯一一支卫星和载人飞船回收部队，这支部队使命庄严，任务神秘，功勋卓著。2005年，我的老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功勋着陆场站”荣誉称号。

神圣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和光荣的自豪感一直是这支部队的血脉。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记得当时在陕西华县西马村一间只能爬着才能进去的农舍阁楼上听到这个消息的，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是这支部队的光荣一员。数十年来，这种光荣与自豪伴随着我和我的战友们，也一直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牵挂。

作为这支部队的第一批兵，我经历了许多，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咬牙吃了人生中大量的苦，也因此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再感觉有不能吃的苦。“能吃苦”成为我极大的一笔人生财富。

我曾在烈日下的队列训练中晕倒；我曾因睡梦中常常吹起的紧急集合号角高度紧张；我曾很不情愿地半夜起身站岗放哨；那时的伙食是一周只有周日上午一顿有肉；那时我们将旧信封拆开反折后粘好再用；当兵第一年，我每月只有6元钱的津贴，而一年后我向家中寄回了60元。

大雨滂沱之中，我们曾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冲进长满芦苇的荒塘，奋力拔除芦苇的双手割出一道道血印，踩上尖锐芦根的双脚被扎出一个个血洞。寒冬之中，我们急行数十里至秦岭脚下开荒种土豆，出了一身又一身的“白毛汗”，只得脱下全部湿透的厚棉衣晒在寒阳下。为了盖营

作者入伍期间与从北京第50中学参军战友的合影，前排中为本文作者。房，我们进山搬石头，用卡车拉木头，我右手中指不幸被巨木挤压至卡车厢板后变形。我们曾急行数十里进入秦岭，将打捆的树枝背回。回程的山路显得那么漫长，肩头的树枝愈显沉重，我们一个个一步一歪地走出山外。

我曾随大部队赴陕南山区拉练。作为炊事班长的我身背一口大黑锅，锅的黑灰涂满全身，使我成为整个部队知名的“黑人”。就在那次拉练中，我才知道山中的百姓一年只吃一次肉，一天要翻过几座山，当地干重活的汉子一天只喝一碗稀粥。当我拉着风箱蒸馍头时，一个女孩一直待在大锅旁，我永远忘不了她那饥饿的渴求眼神。我也忘不了那天起早做饭时，在黎明前的夜色中担水竟迷了方向，“鬼打墙”似地转了一圈又一圈。

我曾随大部队赴四川演练回收卫星。忘不了一毛钱买的鸡蛋汤竟是那样丰盛，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松花蛋时不敢下口，以为那是坏掉的鸡蛋。一位挑着重担轻盈奔走的姑娘让人见识了当地人的吃苦耐劳。“单砖立墙墙不倒，草绳拴猪猪不跑”的笑谈也令人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我的部队曾长途行军，为的是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事前还被提醒多带两块手帕，以备泪如雨下。我目睹了华县县城因放映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造成了怎样的拥挤，一个孩子不幸被人群踩踏在地下。我在人群中抢抱起孩子飞奔送至县医院，但第二天仍得知孩子不幸离世。

我忘不了中队指导员李新纪。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为优秀的基层干部。在一个极左的年代，他一直与人为善，有着极强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成为他留给战友们终生难忘、至今仍感到温暖的遗产。今年早些时候，我的一些战友从北京出发，专程赴指导员的河南老家，代表所有战友在他的墓前祭奠缅怀。

我忘不了中队长王喜彬。他是我所见过最具有干练气质的军人。人称“大胡子”的他极具威严，却又令人心悦诚服。我至今仍能回味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称我“二班副”时的亲切。

这是一段用摸爬滚打锤炼出纯洁友谊的人生。几十年来，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使我在世界四大洲范围内阅人无数。但没有任何一段人生中的任何一个群体在我心中占有如同“战友”一样的位置。较之职场，战友之间基本没有勾心斗角的利益关系，没有循规蹈矩的繁文缛节，没有虚情假意阿谀奉承。我们只是大写的“战友”。

近半个世纪以来，每当需要介绍我自己时，我告诉对方：“我是当兵出身”。“你像是一个当过兵的。”每当听到这样的评价，心中顿涌惬意。每当见到当过兵的人，彼此间的距离便由一种注定的亲切感拉近。

这是一段浸入骨髓的人生。我是一支功勋部队的第一批兵，我因此感到自豪。　□温宪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原北美中心分社首席记者）

军人的铁血气质伴我前行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歌声，我总会感到身上滚过一阵阵热浪，似乎对部队的依恋更深了。虽然退休已经两年时间，但心里、梦里，那猎猎的军旗，那朴实的军装，那如画的营房，那亲如兄弟的战友，那耐人寻味的成长故事，那直线加方块的韵律……仿佛还在眼前，似乎更加刻骨铭心了。

我是24年前随着县市（区）人武部改归军队建制入伍的。一夜之间，肩章由人武干部的“红萝卜”变成了部队军官的“黄板板、银星星”，但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已经30岁的我，在地方当科员3年了，连续4年被军分区评为“优秀人武干部”，可收归军队后却被定为正排职干事，相当于地方的办事员，并授予少尉军衔。我非常郁闷，发牢骚说自己是全军最老的排级干部。

1995年5月，军分区领导让人武部部长找我谈话，想调我到军分区工作，但我此时只想转业。然而，部队规定，连以下干部不让转业。

人武部的老政委找我谈话说：“人挪一步活，到军分区去吧，凭你的能力，一定会有出息的。”无奈之下，我只好去军分区报到。没有了退路，我把胸中的闷气都用在了工作上。家属未随军，我住办公楼单身宿舍。每天早上嘀嘀哒哒的起床号还没有响，我已经提两条拖把、一桶水，把政治部所分管的五六十米长的楼道拖了一遍。领导安排的材料，我加班加点地写，上班时间写不完，下班拿到宿舍写；把所有同事都当领导看，不管谁给我安排工作，我尽力去干。业余时间，坚持写新闻稿件。很快，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而，自己内心那种郁闷的情绪依然浓烈。

那年，我外出办事吃了不卫生的东西，回到军分区后上吐下泻，一下子病倒了。领导知道我生病后很关心，政治部主任通知食堂为我做了鸡蛋面，并亲自跑到卫生所找医生给我治病。

经过一周时间的折腾，我感觉自己似乎体能耗尽，站都站不稳。当我准备悄悄坐公交车回家时，同办公室一位干事发现后，把我送到车站，直到我坐上回家的班车才走。尽管无力说话，但我心里暖暖的，第一次意识到了战友之情。

为了加强军分区全面建设，军分区党委决定总结树立一批基层建设的先进典型。在此期间，我和同事们团结协作，高质量地完成了宣传任务，长篇通讯在《中国国防报》《甘肃日报》刊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军分区领导充分肯定了我的工作，连续两年给我记了三等功。我任副连职干事刚满两年，就被破格提升为正连职干事。正连刚满一年半，正赶上省军区系统开展敬业守纪教育，军分区又将我树立为爱岗敬业模范，让我给大家介绍经验，还将我破格提升为副营职干事……

一连串的好事落在自己头上，我第一次对自己入伍后的轨迹进行了一次客观回望，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一次深刻剖析。2005年10月，幸运再次降临到我头上。我帮忙撰写的电视片脚本获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袁建国少将欣赏。袁主任是兰州战区有名的“笔杆子”，曾任国防大学马列教研室主任，对材料要求非常严格，没想到他看了我的稿子后，批了一大段赞扬的话。之后我被选调到省军区政治部工作。在这里，尽管我年龄不占优势，但能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价值。再后来，我又被任命为平凉干休所政委，成为一名正团级主官，这让我非常激动。此时的我发自内心地认识到，是人民军队培育了我，成就了我的事业。

我出生在和平年代，入伍在省军区系统，虽然没有经历过金戈铁马、大漠孤烟、边关冷月的考验，但我同先辈军人一样，在同一面鲜红的“八一”军旗下面，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命。我的血脉渗入了军人的铁血气质，伴随我在人生的长河中搏风击浪、持续前行。　□郭俊奎

让长征精神在延长石油传承

在庆祝建军90周年之际，延长石油广大员工将谈论焦点集中于为油田事业发展埋头苦干的诸多老红军、老八路身上。其中已故的七里村采油厂职工徐少成的长征革命军旅故事，为大家津津乐道。

徐少成，贵州大方县人，生于1899年，1933年参加革命后成为一名兽医。他医术精湛，爱马如命，深受首长赏识。1934年在沪县城战斗中，右腿被炸造成瘢痕收缩，被认定为三等甲级残废。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中华苏维埃首府瑞金北大门陷落。在危急关头，中央红军总部改变战略计划，率领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党中央、军委机关及部队实行战略转移，开始漫漫长征。

1935年，徐少成所在湘鄂川黔苏区部队，经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在甘孜与中央红军九军团改编的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在艰苦征途中，徐少成与战友们爬雪山、过草地，英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后经甘肃、宁夏，最终跟随长征部队进驻陕甘苏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于8月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全民统一抗战路线。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徐少成跟随部队在冀中平原正面战场巩固抗日根据地。1940年，120师在晋西北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8年，贺龙、王维舟等部队首长到达延长县石油厂视察生产援战工作。1949年，徐少成所在部队从山西集体转业到兵工十三厂（1950年改名为延长油矿）工作。当时油厂的运输工作全靠人挑、马车拉运，徐少成继续从事兽医老本行，在他精细呵护下，油厂运输队的骡、马体魄强健，保障了油厂运输工作正常进行，为解放战争支援前线立下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延长油矿迅速投入正常生产，周边农区也恢复生产生活，方圆几十里老乡都知道油矿的徐少成是水平高超的军队兽医，经常牵着马、驴、牛、骡子等牲畜上门求助。尤其在农忙之际，牲口患病是农民最要命的大问题，徐少成既要照料好油矿的牲口，还要参与马车队运输原油，下班后又给农家牲畜治病。这位无私、忠厚、善良的转业老红军毫无架子，无论炎热的夏天还是寒风刺骨的大冬天，为解决老百姓困难经常顾不上吃饭。他医术精湛，深受群众喜爱。

在和平年代，他珍惜一切学习时间，在其遗存近乎粘连在一起的笔记本里清晰地写着：“缺乏文化的人还必须学习，学好文化才能更好地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那几本不知是什么年代的“元享疗马集”医书和手抄的爱党爱国笔记本是他学有所长的最好见证。

缘于长征路上坚忍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徐少成传承延长石油“埋头苦干”的企业精神，并教导家人要不计名利的为国奉献。爱人马翠凤是在山西结识的革命战友，随徐少成一同来到陕北后，参加延长油矿家属劳动服务队，工作任劳任怨，带领家属平井场、修公路，起早贪黑忘我工作，为油矿辅助生产作出巨大贡献；儿子徐学明和儿媳自1968年参加工作后，在生产一线兢兢业业30年，屡次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徐少成的第三代更是服务延长，业绩优秀。

1969年，徐少成逝于延长县，享年70岁。但长征精神在这个红色家庭代代传承，继续书写动人的篇章。□本报记者　胡建宏　通讯员　侯小龙

外公周士第参加了南昌起义

外公周士第1979年去世，悼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周士第同志是我党最早从事革命武装活动的老战士。”这一评价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今年是建军九十周年，我把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相关情况又梳理了一遍。

带领的73团构成起义重要力量

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联合讨蒋的呼声不断，汪精卫在武汉与在南京的蒋介石分庭抗礼，不过形势变幻莫测。7月15日，汪精卫突然宣布“分共”，这意味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共中央被迫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参与决策的主要有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张国焘、恽代英和彭湃等。

时间紧迫，党决定在政治上打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因为军事方面依托的是第二方面军内我党控制的部队，所以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名义，并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列为起义军总指挥，将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列为起义军前敌总指挥。实际上前敌总指挥是十一军军长叶挺（起义前为24师长），总指挥是二十军军长贺龙。所以，当年国共两方提及南昌起义部队时，都冠以“叶贺”两个字。

第二方面军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编而来。第四军在北伐中享有“铁军”之誉，这与共产党人的支持，与叶挺独立团的英勇善战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张发奎对军中共产党人一直相当宽容，晚年提及叶挺、周士第、蒋先云等这些共产党员，仍称赞他们“勇敢善战”，有“热忱与战斗精神”。

七十多年前朱德同志谈到叶挺独立团时这样说：“南昌起义时，该团已发展成为六个团，编为第十一军。还有卢德铭等同志所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也是从独立团派出的干部组织的，这支队伍后来归毛主席领导，参加了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外公周士第是叶挺独立团最早的成员。1924年11月他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被派到“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调离后接任队长。1926年以铁甲车队为骨干组建叶挺独立团后，周士第任1营营长。虽然铁甲车队隶属大元帅府，叶挺独立团编在国民革命军序列中，但都由我党直接领导，而且是周恩来亲自组建的。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首发北伐时，周士第任团参谋长。1927年1月，独立团改称第25师73团，叶挺升任25师副师长，周士第接任团长。7月，25师从武汉移防九江，他率部进驻南昌以北约100公里的马回岭。此时的73团，中共党支部已经建在营上，这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带领的25师作为会昌战斗的主力

1927年7月底，张发奎在庐山召集师以上军官召开“清共”会议，周士第有所耳闻，因未得到党的指示而十分着急。8月1日上午，周士第出发去师部开会时，他还不知道几个小时前南昌已打响起义的第一枪。到师部后他先去见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张的党员身份尚未公开。一见面张云逸就低声提醒：“今天要注意……”话还没说完，师长李汉魂就进来了。李对周士第说：“总指挥（指张发奎）很称赞你，要重用你，希望你不要跟共产党走，跟我们走。”周士第态度鲜明地予以拒绝：“第四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你们今天跟汪精卫‘分共’‘反共’就是走死路！”

正在此时，从南昌开来一列火车，周士第赶紧前去探听消息，正好碰到曾任73团参谋长的许继慎同志。周士第回忆：“他见到我，吃了一惊，暗地对我说：南昌已经起义了，你快回去！”

周士第快马加鞭赶回73团团部，前来布置起义的聂荣臻已在等他。二人商定：立即举行起义，把能控制的部队都拉到南昌去。具体部署是：

午睡时开始行动，起义各部以打野外为名拉出驻地；驻师部附近的75团三个营先走，74团重机枪连跟进，73团殿后，下午六时以前到德安车站附近集中；如遇阻挠破坏起义者坚决镇压，如遇追赶拦阻之敌坚决消灭。同时，周士第令团部军需周廷恩去师部及时领回了73团八月份的经费。

8月1日下午，25师起义各部按计划向德安开进，73团1营担任后卫。部队行至德安车站以北时，张发奎、李汉魂等乘火车从九江方向追来，当即遭到1营的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深知军内共产党人的厉害，跳车而逃。列车继续前行，抵达德安车站后被75团包围，车上张发奎卫队营的五六百人全部配备手提机关枪，不肯缴枪，周士第向营长施压后全部缴械。这些当年的先进武器，后来在井冈山七溪岭战斗和长征的土城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聂荣臻、周士第率队伍到达南昌之后，25师划归十一军，周士第被任命为师长，原25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担任党代表。因74团仅拉出来一个重机枪连，起义指挥部给该团分配了800名南昌入伍的新兵。

据起义军参谋长刘伯承的统计，南昌起义实际兵力有2万多，包括贺龙第二十军三个师，叶挺第十一军三个师（含24师、25师和蔡廷锴的第10师），朱德领导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和部分南昌市警察。从各地赶来参加起义的农军和党团员，有的也编入了部队。

自8月3日起，起义军陆续南下，25师为全军后卫，7日才离开南昌。起义军经进贤、抚州、宜黄、广昌、宁都，于8月19日占领瑞金，8月24日，向集结在会昌一带的敌军十几个团发起进攻。此役25师承担攻下敌主阵地的任务，战斗进行得极为激烈。周士第回忆会昌战斗时说：“（我）令师部司号长吹25师冲锋号。随着师司令部的号声，各团、营、连的冲锋号声响彻了整个山岗”。“几个战士中弹仆倒了，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但部队仍然冒着弹雨冲上去，一步步逼近敌人。这情景不禁又使人想到一年前这个团队——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在武昌城下奋勇作战的情形来。”

9月18日，起义军攻入广东大浦，19日在三河坝实施分兵：指挥部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直下潮汕，9军副军长朱德和周士第率主力25师驻守三河坝。

艰难时刻离开部队寻找党组织

从10月1日起，敌钱大钧部十个团向三河坝轮番发起进攻，昼夜不停。25师将士浴血抗敌，中共大浦县委也派出农军助战，派群众救护伤员。血战三昼夜之后，25师伤亡900余人，虽消灭敌军3000多人，但有更多敌军涌来，已形成三面夹击之势。10月3日，朱德和周士第决定“梯次掩护，逐步撤退”，安全离开了三河坝。

2016年12月，我到三河坝凭吊昔日战场。看到了朱德同志题写的纪念碑碑名：“八一起义军三河坝烈士纪念碑”。碑座上有周士第撰写的碑文。字字深情，节录一段：“在这次战斗中，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参谋处长游步仁同志、第七十五团第三营营长蔡晴川同志和几百个中国人民优秀儿女光荣牺牲。我们与烈士们诀别已经有三十六年又二个月了，但是烈士们的坚强意志，勇敢战斗精神无时无刻不鼓舞着我们前进，无时无刻不鞭策着我们前进”。

起义军25师在寻找指挥部的途中遇到从潮汕退下来的几百人，这才知道主力已经失败，随即派25师王景云去香港找党请示。25师在随后的转移过程中，减员十分严重，行至江西信奉县天心村，党组织决定周士第和李硕勋离队找党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关于此事，周士第在《自传》中这样记载：“到信丰县天心村，党委决定由朱德同志带领队伍，我与党代表李硕勋分途找党。当时广东一带全是张发奎的部队，为避免被认出，故决定我经九江、上海赴香港”。时任73团指导员（相当于党代表）的陈毅同志找到一位家在于都的易姓副官，派他带路，护送周、李二人经于都、九江，赴上海找党。就这样，周士第离开了部队。

南昌起义的这支余部，后来在朱德和陈毅同志带领下艰苦转战，最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余部会合，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核心。从“叶贺部”到“朱毛红军”时间并不很长，却是共产党人探索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阶段。

我的外公周士第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过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彭宏远

（本文作者系周士第将军外孙）

周士第

1950年，周士第将军和家人在汉口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