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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国家为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规定商人不得做官。到汉武帝时，商人全部突破了不许做官的禁律，许多商人执掌国家财政大权。汉武帝时期成为封建社会商人掌权的唯一的时代。
对于商人做官，主张抑商的人都持反对态度。奇怪的是，反对抑商的司马迁也反对商人做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为商人树碑立传，而在《史记?平准书》里对商人出身的官吏却深表不满。商人出身的官吏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被司马迁蔑之为“兴利之臣”，认为商人做官使得吏道混杂，选贤任能制度衰败。
商人做官，表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那么，司马迁为什么又持反对态度呢？从西汉的商业发展我们看到，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是以商人经济利益的重大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从整个商人阶层的利益来看，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与他们经济上损失相比，是得不偿失的。汉武帝采取以商制商的方式，既对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予以充分信任，委以财政大权，又利用这些商人官吏对其他商人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
由于这些商人官吏经商是内行，抑商是能手，所以一掌权，便首先将原来由商人经营获利最大的盐铁酒等收归国家所有，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而让众多的商人做官，只是作为没收其盐铁业的交换条件。桑弘羊又实行均输平准，进一步发展官营商业，抑制打击私人商业。桑弘羊要各地将商人喜欢转贩的土特产作为赋税上缴国家，然后，由桑弘羊手下官吏把这些土特产运往其他地区出售。同时，官商又利用自己手中的雄厚资本与私商竞争。再加上行政上的打击，使得许多商人无利可图，纷纷破产。这些现实使司马迁认识到，商人做官对广大商人来说并非好事。所以，他坚决反对商人做官。由此看来，司马迁既对商人的受抑深表同情，而又反对商人做官的思想，是不矛盾的，与他的反抑商思想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