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时阔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讲究气节的。亚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已成为历代正直之士做人的准则。春秋时楚国的屈原遭谗被逐，表现了“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的坚贞情操。西汉的苏武陷身匈奴十九载，其志终不可夺。司马迁遭凌辱身陷囹圄，自励“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东晋的陶渊明厌恶官场黑暗，发誓“不为五斗米折腰，”遂挂冠“归去来，”躬耕自资，虽贫病交困，仍始终坚守气节。唐代的白居易置贵贱荣辱于度外，做到了“出则兼济天下，入则独善其身。”宋代的范仲淹从政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文天祥誓死抗战，实现了“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的于谦以石灰自喻，“粉身碎骨都不怕，只留青白在人间。”清代的林则徐抗英获罪被眨新疆，仍乐观放达地说：“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现代历史上，朱自清一身重病，宁肯饿死，也不领帝国主义的“救济粮”；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一生正气浩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
这样的知识分子称得上我们华夏民族的精英，他们所孜孜追求笃守的气节，实质上是我们这个古老而又伟大的民族自立精神的具体体现。
据说清代乾隆皇帝有一次与刘墉等人登上前门城楼，见到城门外川流不息的过往行人，乾隆便问当时的九门提督和坤：“每天从前门楼下进进出出的有多少人？和坤一时语塞。刘墉代为答道：“就两个，一个为名，一个为利。”这话虽有些尖刻，却也不无深意。不过“为名”未必就是坏事，那些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为了完善个人的人格，宁死不失气节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为名，”为保全自己清清白白之“名”不被亵渎。而为一己私“利”，则必然会使人丧失气节，实乃“小人”之所为也。君不见，历史上有“为利”屈身事权贵的人，有“为利”铤而走险的人，有“为利”出卖灵魂的人……他们也给后世留下了“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那多半是不光彩的“名”。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改革家管仲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一个人如果一心“为利”到了不顾“礼义廉耻”的地步，那他也就失去做人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