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学
认识阎纲的大名。是由读他的文学评论开始的，但是，更深刻的印象还是他对待工人业余作者的真诚和平易近人的作风。
在十年浩劫中，《人民文学》好不容易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夕复刊了。当时我们厂一下就买回来一百多本。工人们读着传着，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其中反映工业体裁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小说，特受工人的欢迎。阅读后，第一位来向我谈感受的是当时的老厂长兼党委书记陈子良。他说：要组织厂级干部和党委委员们好好读读，看看人家“霍大道”局长是怎样抓生产的。（事后，他也组织他们读了，并进行了讨沦。）接着，我们厂工人业余文学组，曾先后两次举行了读后座谈会，并很快从个人不同职务、不同角度写出了十多篇评论文章。厂领导让我们速寄《人民文学》编辑部。
第二年我出差进京，拨通了《人民文学》的电话，想问问这些稿子的事，接电话的问：“哪里？”我说：“我是陕西宝鸡的，姓王，来京出差啦。”下面的单位和名字还未出口，只听对方立即喜悦地说：“宝鸡？是不是宝成仪表厂的王震学啊？”我顿觉好奇，我从不认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人，他怎么知我的单位和姓名？惊讶中，对方说：“我是咱陕西的乡党，叫阎纲。”我惊喜了，真是天不转地转，找不见碰见啊！故乡的亲情使我心里热火起来。
他问：“你是不是问你们工厂的那组稿子？”我说是。他慢声细语地说：“你们工厂的这组工人评论稿，是咱《人民文学》编辑部收到来稿中最早最多一批稿”。编辑同志们看了都非常高兴，从心里感激你们工厂领导和工人业余作者对本刊的大力支持。本想选篇编发，谁知，江青把那篇小说打成了贩卖“唾生产力论”的大毒草。编辑还受到了批判，愤怒和痛苦中，大家望着读者的来稿，心中又有无限的欣慰。这样吧，我看电话里也说不清楚，还是请你来编辑部一趟，咱们好好谝吧！”说完，又告诉我从哪上车，到哪倒车。遗憾的是，我因同行人买好了离京的车票，时间紧迫，未能如愿前往。只好回厂后向他写道歉信。
不久，他把这组稿子退给了我们。当工人业余乍者翻看这组稿件时，只见他用红笔作了不少记号和批语，有热情诚恳的赞扬，有对不足之处的评论。为了感谢工人业余作者的辛苦，他还随信寄来了几本雪白的稿纸，以表谢意。
工人业余作者们，读着他火热的来信，仿佛他的心和我们的心联在一起。
时隔不久，陕西省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文艺创作会议，他应邀从北京回到西安。我不能忘记在那秋风瑟瑟、树摇叶落的人民大厦小道上，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身材瘦高、性格腼腆温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亲热得象久别重逢的故友。
当我惊奇地问他：“那次在电话里你怎么知道是我？”他高兴地笑着说：“以文会友嘛，不一定不见面就不认识。不瞒说，我从兰大毕业后，先分配在《文艺报》当编辑，从六十年代初，我就常见你们工厂的来稿，也为自己家乡的工人业余作者勤奋和热情而自豪，你忘啦，你在电话里一说是宝鸡，姓王，我就冒猜，结果猜对了。”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不时地在西安和北京见面，他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总先问工人业余作者的创作情况，并关心工厂的改革、开放、搞活生产情况，他还把他主办的《小说选刊》发表的工人作家邓刚《阵痛》小说赠给我们工人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