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离家，是25年前。
那天，凌晨三点起床。打开电灯，首先看见的是桌上的半杯残茶。一夜工夫，茶水似乎变浓变酽，泛着深重的褐色。堂屋的地上堆着昨晚打好的行李，行李卷和木箱都用粗绳结结实实地捆着，仿佛它们一路要承受多少摔打，经历多少劫难似的。行李是哥哥捆的，家里只有他一个男的，所以这活儿非他莫属。本来，他应随地质队出发去赣南，为了“捆行李”，他特意晚走两天。行李捆得很地道，不愧出自地质队员之手，随着大绳子吃吃地勒紧，他那为兄为长的一颗心也勒得紧紧的了。
母亲那边尚无动静，穿好衣服，我来到廊下，敲破水缸面上的薄冰，洗脸刷牙。天冷，水冷，心也冷。老榆树的影子在院中是一动不动的静，它是我儿时的伙伴，粗壮的树干里，收藏了我太多的童趣，太多的故事。抚摸着树干，我默默地向它告别，老树枯干的枝丫伞一样地伸长着，似乎在作最后的努力，企图把我罩护在无叶的荫蔽下。透过稀疏的枝，我看见了寒冷黯淡的夜空和那弯即将落下的残月……
一想到这棵树，这个家，这座城市已不再属于我，内心便涌起一阵悲哀。户口是前天注销的，今天，我将揣着这张小纸片离开生活了十九年的北京，只身影单去大西北的某地接受再教育，命运将我安排在那里，别无选择。前途未卜，命运难测，一家人的心都揪着，揪得有些发疼。我六岁丧父，母亲系一家庭妇女，除了一颗疼爱儿女的心，别无所长，更由于“文革”，亲戚们都断了往来，只有我们与母亲相伴着，艰难地过着日子。1967年，母亲患了亚急性播散型红斑狼疮，生日已为数不多。从医院回来的下午，我们兄妹三人在东直门外的旷野里相拥着痛哭了一场，互相告戒，回家再不许掉泪。一进家门，妹妹率先强装着笑脸，哄着母亲，说她得的是风湿，开春就会转好的。我佩服妹妹的干练与早熟，生活，已经将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推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我这一走，更沉重的担子便全由她来承担了，她那稚嫩的肩担得动么？
回到屋里，妹妹已经起了，她说今天要送我去车站。我让她别送，她说不。我心里一阵酸涩，想掉泪，脸上却平静地交待由火车站回家的路线，塞给她两角钱，嘱她回来一定要坐车，千万别走丢了。我还想说让她好好照顾身患绝症的母亲，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把病重的母亲交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实在太残酷了。
哥哥去推平板三轮车，那也是昨晚借好的，他和妹妹把行李一件件往门口的车上抬。我来到母亲床前，站了许久，才说“妈，我走了。”母亲动了一下，脸依旧朝墙躺着，没有给我任何回答。我希望母亲能说点什么，哪怕一声轻轻的啜泣，对我也是莫大的安慰啊。我等待着，等待着，迟迟迈不开脚步，心几乎碎了。被哥哥拖扯着，我走出家门，出门的时候，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古旧衰老的家，看了一眼母亲躺着的单薄背影，将这一切永远深深印在心底。
走出大门，妹妹悄悄跟我说，她刚才关门时，母亲叫她告诉我：出门在外，要好好儿的……我真想跑回去，跪在母亲床前，大哭一场。
赶到火车站，天已大亮，哥哥将我的行李搬到车上就匆匆走了，说是三轮车的主人要赶着上早班，不能耽搁了。下车时，他没拿正眼看我一眼，我看见他的眼圈有些红，大约是不愿让我看见的缘故。
捆行李的绳头由行李架上垂下来，妹妹站在椅子上把它们塞了塞。我对她说，你周三要带妈去医院验血，匣子底下我偷偷压了十块钱，是抓药用的。妹妹说她知道，又说那十块钱昨晚妈让哥哥打在我的行李里了，妈说出门在外，难保不遇上为难的事，总得有个支应才好。我怪她为什么不早说，她说妈不让，妈还说，让你放心走，别老惦记家，你那不服软的脾气也得收一收，要不吃亏。在那边要多干活，少说话，千万别写什么诗啊的，写东西最容易出事儿，这点是妈最最不放心你的，让你一定要答应她。还有，头两个月不要寄钱回来，半个月记着写一封信……
我说我记着了。她说这些是妈今天早晨你还没起时就让我告诉你的。
我的嗓子哽咽发涩，象堵了一块棉花，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由于不断上人，车厢内变得很拥挤。妹妹突然说该给我买两个烧饼，路上当午饭。没容我拦，她已挤出车厢跑上站台，直奔卖烧饼的小车。我从车窗里看她摸了半天，掏出钱来，那钱正是我早晨给她的车钱。我大声阻止她，她没听见。这时列车开动了，妹妹抬起头，先是惊愕地朝着移动的车窗观望，继而大叫一声，举着烧饼向我这边狂奔。我听到了她的哭声，也看到了她满面的泪痕……
再也支撑不住，我趴在小桌上放声大哭起来。邻座一位大嫂，将手放在我的肩上，长长地叹了口气。火车载着我和我那毫无掩饰的哭声，驶过芦沟桥，驶过丰台，驶过保定，离家越来越远了……
在我离家的当天下午，哥哥去了赣南。
半年后，妹妹插队去了陕北。
母亲去世了。
家乡一别25年！虽也回去过，但家已非昔日之家，兄弟姐妹也再没团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