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 文/徐剑铭
昨天，我向社长递交了辞呈，从此，卸下了我名字前面的副总编的头衔，结束了三个月的官场生涯。
三个月，昨晚才算睡了个酣畅大觉，一夜无梦。
早晨，依然是6点40分起床（听人说：这叫人体内的生物钟，到时、不叫自醒）。坐在用阳台改造的小书房内，翻看着由我主持编辑的唯一的一期杂志，自我感觉不错。
窗外，正在施工的一座家属楼已经盖到了六层，工人们在楼顶忙碌着，早晨的阳光给脚手架，墙群、人群镀上一层金辉。
我在寻找我这三个月的足迹。
那是今年年初。一家晚报的副总编即将退下来。某杂志社闻讯邀他出任杂志社总编辑。这位副总编与我交情甚厚，便力荐由我出任副总编、代他主持日常工作。随后，他又四处派人找我。我心动了，一是老兄盛情难却，二是对“为人作嫁”的编辑工作有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情结，虽然，我早已因“只有历史才能说清”的原因离开了这一行。并且已在商海中挣扎了七年了。
好心的朋友，知我的妻子都不无忧虑地劝我：相信你的能力，但你的性格能适应么？
我说：“让我再试一回吧！”
我草草地收拾了一下我的生意、将商店彻底盘给了别人。大有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气势，便于2月1日正式上任了。
来后，我才知道：这杂志社目前仅有四个人，两个搞文字的，一个搞摄影的，再有一个是位印刷厂退休的老工人，说是搞发行的。
对编杂志，我历来很自负，人少不要紧，只要人对劲、能行！二十年前，我曾一个人创办过一个杂志，也辉煌过哩！
我打印了由我起草的约稿信，向文学界、新闻界的朋友们呼吁：本刊等米下锅，期待您惠赐大作。
朋友们真够义气！接到约稿信，或打电话祝贺我重出江湖，或登门将大作送来。一时间，编辑部仅有的一间办公室门庭若市。我手下的四员“战将”兴奋异常。都说：“有这气势，杂志肯定能办好！”
我虽然也很兴奋。但作为一本杂志的总策划人——有必要交待一句，那位副总编在我上任后，退下来又被报社返聘了。这老兄只给我在电话上说了一句：“这一摊就由你操办了。我相信你，能行！”——我必须冷静地审时度势：目前，刊物如林，竞争激烈，刊物要在市场，在读者中站住脚，必须有自己的特色。
只用了18天时间，我编完了容纳12万字的一期杂志。朋友们的稿子是不错的，但题目却都太老成。几乎所有文章都被我改了题：“股民，股民与政治风云”、“十八万假币千里大追捕”、“在日本赌了一回”、“中国反腐大行动”、“小镇上的无冕市长”、“路遥，你够哥们”……这些题目如何？有点诱惑力吧？
请了一位业余美编，我陪着他连夜划版，找了一家印刷厂，突击打印。电脑打字，激光照排，自信我们的杂志会赶上新潮的。
校样出来后，我打电话让总编来一趟。他用中午休息时间赶到编辑部，买了两个肉夹馍，甩掉大衣，边吃边校对。这老头儿也是个“神经”！
看完校样，老头儿兴奋了：“嗯，可以，不错！大气！啊？不黑，不黄，也不是红得刺眼，啊？是不是？”
我笑了。这老头总是个内行。
“给读者一个蔚兰色的天空，碧绿的芳草地。”
老头点头：“嗯，就要这样。”
我有些自鸣得意：离开文坛十年，如今年近半百，重操旧业，宝刀不老！等着瞧吧，我一定能让这份杂志风光起来！
这得意之情多么短暂，像一缕风，一片云，一阵夏天的雨，转瞬即逝。
如今，我已“挂冠”逃离了！
哲学家说：性格就是命运。我信。我的性格注定了我此生是平民中人、江湖中人，与官无缘，与官场无缘！
妻总慎怨我是感情用事，义气用事。我承认，可我改不了。
一时冲动，我答应了那位报社副总编的邀约，并且一来就全身心投入，可我竟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杂志社，竟会有如此理不清的纠葛。
稿件尚未发排。就有两位中年妇女打上门来。声称是某市印刷厂的。杂志社欠他们印刷费12万元。
我问手下的人：他们说，有这回事。是前任总编手里的事。
“和尚走了，有庙在。我们找杂志社要帐。你是拿事的，我们就找你。”两位讨债人理直气壮。
我平生最厌恶债务纠葛，更没有赖帐的本事。可我又怎么能还这笔帐呢：我只好以前任总编没向我交接为由，打发走来人。
可是，却打发不掉债务，该厂不时有人来找。我烦透了。向社长汇报，社长却说：“你不要管。那是前任的事。”
慢慢地，我摸清了杂志社的底细。
这家挂着省政府的牌子的杂志社，原是省上几位离休的老干部创建的。这几位均是省府内资历颇深的厅局长，而且都是摇笔杆子的秘书出身，热衷文道。离休后不甘寂寞，办起这么个杂志社，圆自己的文学之梦。杂志社靠挂在省府某部，其实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型的小单位，决策层是几位老先生组成的理事会。去年春创办后，聘请了一位总编。这老兄不知怎么搞的，半年之内，竟将几位老先生们靠老面子讨来的十几万赞助款损耗殆尽，并且负债累累。老先生们一怒之下，将其赶回家去（并未正式免职），又匆匆将老头儿和我找来，重整河山。
这些，我不是一点不知，但陷得这般深，留下这么多麻烦，我却始料不及。
有人登门讨要稿件；
有人催要稿酬；
有人索要杂志社借的物品；
房子是租的，房东催要拖欠的房钱。
……
我快成“杨白劳”了！
我必须耍点“赖”，一概不理：找前任总编去！
可我自己手里的事，却“赖”不掉。
稿子备齐后，几家印刷厂先后来访，要求承揽印刷。我请他们各自报价、初步选中了一个报价最低的一家大工厂劳司办的小印刷厂。
我18岁进工厂当学徒工。我了解工人，最长于与工人打交道。我对印刷厂年轻的厂长说：
“兄弟，老兄初来，这是我主编的第一期杂志。你就别打算赚，权当为我帮忙。等杂志发行上去了，老兄不会亏你，让你把这次的亏歉赚回来！”
那厂长果然豪爽：“徐老师，有你这话，这个忙我帮了，亏，我认了。价钱由你定。”
合同当场签定：发稿后25天印厂交货；开机前杂志社预付款1万元。
从此，我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印刷厂：盯版、校对、改版……
这个厂的服务真是没说的；你说怎么排就怎么排，你说怎么改就怎么改，一遍二遍，三遍五遍，从无怨言。有的是他们的错，有的是我们设计上的错。不管谁的错，他们都认真地改。
可这个厂的技术力量、设备条件却确实不尽人意，我只好与他们天天厮守，连续三个星期，他们不休息，我也歇不得。
彩色封面印出来了。
我真有些难为情了：这封面印得确实不怎么样。可印刷厂的工人投入这么大的辛苦：那个制版的年轻女工几个晚上干通宵，印刷机上的工人日夜连轴转，眼都熬红了。我怎忍心让他们再返工呢？
平日从不来社的社长恰好这天来到了杂志社，看了封面，十分不满。我不在。他留下条子：封面要重印，印不好，杂志宁可拖期。
我只好让搞摄影的重新将封面设计图作了局部调整，让我们厂长按排重印。
厂长说：“行，重新制版，再印。总得让你老兄交待过去。”又是几个连续作战，修改过的封面打出了彩样，社长通过了。印刷厂准备正式开机。
按照合同，我们必须支付预付款了。
我对厂长说：“没问题，我写个条子，你到杂志社找人领你到会计家里取支票好了。”
大笔一挥，我便给编辑部办公室主任写了个便条。
厂长兴冲冲地走了。
下午，我回到办公室，室内只有一个小女子在守电话。我问：“印刷厂将支票拿走了吧？”
小姑娘呐呐地说：“没有，主任问社长，说不让给！”
“为什么？”我有些火了。按合同行事，堂堂杂志社，怎能失信于人？！
正在这时，厂长打电话来了。
“徐总编，你们说话算数不算？我早上拿你的条子来，你们主任说，他只有200元的权，你能有多大的权？硬是不给预付款。这事咋办？”
我说：“半小时以后你再来电话。”
我随即给在家坐镇遥控的社长拨通了电话。我反复强调：这是我给人家签的协议，不能失信于人。社长坚持说：钱一给他，我们就失去主动。等印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不迟嘛！万般无奈我只好说：“这笔钱由我承担行不行，出了问题，我赔你一万元。”老先生仍不同意。
我平素恪守“一诺千金”的信条。宁肯吃亏，绝不失信。可这……让我该怎样对印厂交待呢？
临下班前，主任从外面回来了，我懒得问他，他也对我只字不提，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第二天，厂长对我说：“看来，这不是你老兄个人的事。既然你不守信用，我们也只能公事公办，按标准核价。”
我无言以对。
厂长重新核了价。我让那位印刷厂退休的李师得到国营厂家去核实了一下。这个价仍然是很低的。但杂志社却要比原来多付出4000元。
第二天印出的封面仍不理想。看来这个厂的实力确实有待加强。
厂长大概也认识了自己的力量。经协商，爽快地同意由他们找一家大印刷厂重印封面。
大印刷厂采用进口“海得豹”四色彩印机、一次成功，果然漂亮！
可对于厂长来说，多次返工，加之外协，这笔生意确实赔惨了。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很难过：一个四、五、十个人的小厂，经得起这么折腾么？为这本杂志，工人们已经一个月没休过假了，辛苦不说，赔了，他们的日子咋过？
至此，我才明白了：我这个主持工作的副总编唯一的权力是编稿子。而那位办公室主任却掌握着杂志社的人事、财务、后勤大权。凡我决定要干的事，他总是要很神秘又神圣地说：“我得请示社长。”“社长的意思是……”“这是社长说过的，不能改动……”编辑工作，他很不经心。几乎三天两头地往社长家里跑，那角色，很像个“特派员”。
我是个极为散淡的人，从无官瘾权欲，也从不在上司面前走动，合得来，干；合不来，散！信得过我，我舍得身家性命；信不过我，我便拂袖而去。祖居山东，朋友们总说我有股子“匪气”……
我决定辞职。可拿了人家三个月的工钱，总得将一期杂志交出手吧！偏偏这期杂志多灾多难。前天，我从印刷厂顺手拿回一本装订好的杂志，社长说他要看，我打发人送去。昨天一大早，社长就打来电话，大发雷霆：怎么能将一个页码订反了呢？（事后，经逐本检查，只有两本装反的，一本就落到社长手里了），收货前，你们要抽查
我实在无法面对工人们那忧戚的目光了，只好请主任带上支票去提货。
下午三时许，厂长打来电话：那声音像是落水的人在呼唤救命；
“好我的徐总编，徐老师！你能不能来一下嘛？”
我忙问：“又怎么了？不是让主任去提货去了吗？”
“唉……你们主任鸡蛋里挑骨头，要把我们往死里整呀！我现在已让全厂停止一切工作，全部给你一本本的检查，让他们盯着，那怕到晚上十点，我们也给你们挑好，送去，可他甩手走了。我求他将支票留下，他死活不肯。后天就是五一节了，我拿什么给工人开工资啊！”
听得出来，年轻的厂长哭了。我也止不住一阵心酸。
“厂长。我就要辞职了，我将最后一次使用一下我的权，这事，我来给你办！五点以前，我一定赶到。”
刚放下电话：主任回来了。我问结果，他淡淡地说“问题不大，他们正检查呢。价钱我已给他们降下来，符合社长的意思了”。
我不想给他说什么了，只是冷冷地说：“把支票给我，这事由我处理。”
他小心地将支票递给我，临出前，又叮嘱一句：“徐老师，这事，可是谁付款谁承担责任啊！”
我说：“放心，一切有我负责！”带上一位小编辑就走了。在路口挡了一辆出租。中途又换了一辆货车。差5分五点赶到了印刷厂。
我看见工房里，工人们低着头，每人一捆杂志，一页页地翻着，检查着。多好的工人兄弟姐妹啊！
厂长向我吼着，声泪俱下：“我是等着给工人开工资啊！我不能让工人们过不下去啊！你们主任挑三拣四，非逼着我降价。我咬咬牙，一下子就降了四千，可他还是不给支票，我恨不得给他下跪，可他……”
“不说了，厂长，这事，我办了。总得让你们过下去！”
夕阳西下时，全部杂志检查完了，工人们在院里洗手，他们给我打招呼，亲切中带着几分凄凉……
我凄然无语。
新的一期杂志连同我的辞呈一并送给了社长。
为“官”三月，便仓惶离去。谁之错？
谁都没错。
老社长久居官场，做事慎密。有错么？
小主任自知自己是临时聘用人员，处处为社长负责，有错么？
那就是我的错了。
你怎能忘了你是临时雇员，在香港就叫“马仔”，为什么迂事不请示，自作主张呢？
你怎能死要面子，为遵守那一纸协议，硬要坚持先付一万元呢？如果上了对方的当呢？
你怎能把江湖义气用到官场上，生意场上呢？又怎能同情那些工人呢？
事后，有精明的朋友告诫我：
“联系印刷，联系发行，都是有‘油水’的差事，时下流行回扣，你不图吃个回扣，干嘛自己出马！”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怎么从没想过这些呢？
可是，皇天在上，如果为钱，我不到杂志社来挣这每月360元的工资的。我那小商店哪月也落个三千两千元的。
“那你图啥？”朋友问我。
“干点事呗！”
朋友笑了，丢下了一句，“梦还没醒！”扬长而去。
我真的梦还没醒么？
不过，我昨夜可是酣然大睡，一夜无梦啊！
1994年5月30日于无梦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