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香港，曾去过台湾，后来去加拿大定居。由于他不得不靠写写回忆录以及对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分析等等，来维持生活，然而能写的几乎都写完了，但他却没有勇气把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时那一段可怜的经历写出来。为了不辜负与他有过同事之谊，我就尽我所知来替他写。
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投向国民党，这在当时，的确曾引起国内外许多人的重视。蒋介石在武汉很快接见了他，可只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这样一个无权的空头委员，并把他交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蒋介石和戴笠都错误地、也可以说是过高估计了张国焘，都以为他至少在分裂共产党方面能起到些重要作用。
张国焘要求办一个训练班，由他亲自主持，戴笠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全部答应，成立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专门用来针对共产党的。每期挑选的学生都是一百五六十人。当时戴笠对这些毕业学生寄以极大希望，分配他们去西北前一再鼓励他们应如何竭尽全力去完成“领袖”赋予的“光荣任务”。可惜很快这一幻梦便被粉碎了。原来由张国焘亲自主讲的那些什么对共产党的分析、研究，以及如何打入边区，怎样才能取得信任……，真正运用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有几个张认为最得意可靠的学生，拿着他亲笔写的信去找他过去熟识的人，更是渺无消息，有去无回。戴笠一看急了。勉强把第二期办完，就宣布停办，张国焘也为此称病不敢去见戴笠，戴笠也急忙亲自跑去西北察看，不敢去见蒋介石。这一次实践证明，派人大规模打入边区的计划是失败了。
军统在抗战前就奉蒋介石之命一定要在延安建立一个情报站或小组，配备一部特工电台，多年来却一直未能实现。戴笠自得到张国焘后，满以为通过他的关系，一定会毫不费力地建起来，没有料到，张不但不能把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骨干拉出来，连打也打不进去。甚至张满口答应在边区建立军统组织这样最有把握的“小事”，也完不成任务而无法向蒋介石作交代。
最后打出的一张王牌是加强对边区外围的工作，先是在军统陕西省站之外，再成立一个陕北站，对去陕北或从陕北出来的革命人士、爱国青年进行检查、扣押等活动。张还建议应在接近边区一些地方成立几个所谓策反站、组，据说这是要用“小虾钓大鱼”。可是我却没有听到钓了什么“大鱼”出来过。
大约从1943年以后，戴笠对这位“宝贝”也看透了，估计从他身上榨不出多大油水，有次，戴找张去曾家岩他家中谈话，我碰见张国焘垂头丧气走了出来。余怒未息看着门外说：“这人太不知好歹，他不要认为这样就可以对付得过去！”从那次以后，张很怕见戴笠。
我对张的印象是狂妄自大，生活上却相当腐化。特别是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有些情况是当时派到他家中去照顾他生活的勤杂人员说出来的。这些人既是去照顾他的生活，也兼有“照顾”他思想言行的任务。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党的忠心诚意，凡去见他的客人在会客室和他谈话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把声音放大，怕别人误会。寄人篱下的滋味，使他变得如此小心谨慎。
我和张国焘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49年春初。我见毛人凤与他谈，希望他能留在大陆不要走，并说明这是“老头子”亲自决定的。他听了之后立即表示：他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毛人凤却一再劝他留下来好，并说经过多方研究、分析，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而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得多。谁都懂得，这虽不是命令，但也是不好推托的麻烦事。他几乎是在尽力克制自己，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就专爱扫面子。
那次谈话中毛人凤已示意过，如他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他去的。
我和毛人凤送他出门登车后，我就问毛：“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
毛人凤反问我一句：“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据沈醉著《人鬼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