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洲
每当我看到墙上母亲的遗像，就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吟咏着这脍炙入口的诗句，27年前经历过的情景，常会电影银幕般地闪现在我的眼前——
母亲把一件刚刚缝好的黑大衣披在我身上，看着我让我穿好，久久地端详着，好像在问：“孩子，暖和吗？”我看得见，她慈祥的眼睛闪着泪花。难怪母亲伤心，这是怎样的大衣啊！衣里，是家织的蓝格子土布；衣面，是普通的黑平布，还是10多块补丁拼起来的，如同和尚的百纳衣：历史已进入了19世纪60年代的第7年，而中国—位农家的母亲，却只能让读大学的儿子穿这样的大衣。看着母亲脸上的道道皱纹，疑望着她那缕缕白发，我不由得一阵心酸。怕母亲难过，我连忙回答：“娘，真暖和，一点儿不冷了！”说着，我的眼眶也湿润。
那是1967年，当时我正在陕北上大学，因救火而身负重伤。伤愈回家探亲时，全家人又高兴又难过。尤其是母亲，她怕我受伤的身体抵抗不住塞外的寒风，早就盘算着为我缝—件大衣。但在那人民公社化的年月，一个劳动日值仅三四角钱，父母终年劳累，而所得无几，何况我和弟弟都上学，哥哥数年患病，负债求医。在这样的农家，缝一件新大衣谈何容易？于是，母亲就将哥哥上学时穿过的大衣拆开，又扯了几尺黑平布，一针一线地拼接起来，又用煮黑在铁锅里重新染上色。为了缝这件大衣，母亲整整忙了两个白天和两个晚上。这件大衣，陪伴我在陕北渡过了三个严冬。直到我毕业后分配到陕南工作，才将大衣送回家乡，又留给上中学的弟弟。
10余年间我只走南闯北，直到年近不惑才携同妻儿在西安安家。这时，母亲才有机会来省城，在我简陋的“小家”里住了—个多月。在这些日子里，她除了帮我做饭、料理家务外，还戴着老花镜，一针—线地为我和爱人各做了—件新棉衣，还用爱人的旧外套为我那孩子改做了—牛小大衣。临离开西安时，母亲摸着我的棉衣，说城里买的棉花不好，不暖和。母亲对“游子”真有操不尽的心啊！
其实，母亲操心的何止自己的亲生儿女？我们家过去是一个10多口人的大家庭，由于伯母去世早，留下两个年幼的堂姐和两岁的堂兄，也由母亲抚养。那时全家人的吃穿都要她操劳，连缝衣服的布，也是靠她手工纺，手工织。在我的童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嗡嗡的纺车声，或扎扎的织布机声送我进入梦乡。直到我工作多年，还穿着母亲织的蓝格子土布缝成的衣服。母亲富有同情心，不知有多少次还把缝好的衣服、鞋袜送给乡邻的孤儿和无依无靠的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这幼。”在母亲身上，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这一传统的美德。
由于常年劳累，也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糠菜充饥的艰苦岁月，严重地损害了母亲的健康。多年来她常觉胃痛，医生都以为是一般的胃病。从我这里返回家乡的第2年，才确诊为胃癌中晚期。在西安住院作手术时，母亲的胃被切去了五分之四。开始两年还算恢复得不错，以后的五个寒暑便一年弱于一年。但直至弥留之际，母亲还挂念着我这个出门在外的儿子的寒暖，叮咛弟弟留下家乡的新棉花，说等她身体好点，再亲手给我缝一件暖和的新棉衣。但使母亲遗憾的是，她的这一愿望直到临终竟未能实现…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的慈爱之心，作儿女的是报答不尽的。我只能用给民众多做有益的事的行动，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报答母亲的深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