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一艘由重庆开往上海的客轮，在驶经万县市境内的涪滩时触礁沉没，一多半人淹死，一小半人被救起送到城里的客运站。在这群落难的人中，有一长者，头顶略秃，脸色近似古铜，可看出此人饱经人世沧桑，跋涉过坎坷路途……他坐在凄凄惨惨的人群中，两眼发呆。
自抗战胜利后，从沦陷区逃难入川的人，陆续乘船返乡。这艘客轮出事，万县市民政局和航运公司官员均来到客运站看望落水遇救的人，并给以善后处理。
当两名民政官员来到这位矮瘦长者面前询问时，长者自我介绍说：“我名叫吴蕴初，是经济学家、教授。我的妻子儿女淹死了，财物也没有了……今后的日子……”说时泪流不止，泪珠纷纷滴落在水门汀（水泥）地面上。
民政官员倒是有点知识，知吴蕴初是个大学者，著名人物，立即打电话到教育局。第二天万中、万女中等校的几名校长前来难民住所看望吴蕴初教授，并劝说：“吴教授何不就在万县教一阵子书，等制齐衣服行李，然后再回上海岂不更好？我们各校均愿出双席教薪（即两倍工资）。”吴教授接受了这个建议。就这样同时在万中、万女中等校任教。
我当时是万中高中一年级学生。我们那班有幸由吴教授教国文（即语文）。那吴先生（当时对老师的称呼）既是学问渊博的学者，讲起课来也真非同凡响，那风度，那方式均不同于一般老师。对他讲课我和同学们自是全神贯注、洗耳恭听。
吴先生是江浙人，自然讲课时带着浓厚的江浙口音，虽然人川多年有点“川化”，但那江浙与四川的化合语音，对我说来也觉古而怪之，如“关关雎鸠”，我听起来似乎是“居居居酒”；而“君子好逑”，不管他如何发音，我都还是懂的。
吴先生好一手粉笔字，在黑板写得龙飞凤舞，又隽秀，又凝重，真有大家风度；他擦去一行字，我都感到十分惋惜。我想他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吧！
吴先生上课，常一堂课上到一半时间，就大快人心地宣布：“同学们，下课了，你们自己温习。”大家起立，深深一鞠躬。吴先生略一点头，就走出门去。
有次作文课，吴先生在黑板上大书“无题”二字。同学们不知这题目是什么意思，有同学站起来问：这题目叫我们怎么写？吴先生说：“‘无题’者就是叫你们自由去写，自由命题！”说罢，离开了教室。多数的同学们对这题目很茫然，因平时做惯了那种有所规定性的题目……
我们在私下议论：吴先生是大学教授，大概教大学就是这样吧！
有一次我走进他寝室，见到的是寒酸和简陋：一单人小床，一桌，一凳；床上薄薄的被条，很脏的格子床单，很脏的枕头…
万中近处有几家面馆。有天夜自习后，我和两位同学去一家面馆吃包面解饥。只见吴先生正坐在一张桌子上方喝酒，面前一大盘卤牛肉和豆腐干。吴先生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与他同桌进食。见我们一人只吃一碗包面，就说：“你们学生太清苦了，应该吃点牛肉、豆腐干之类更富营养……”还把他盘子里的牛肉、豆腐干大箸大箸朝我们碗中夹。吃完后，他向面馆老板大声吩咐：“这学生的包面钱，记在我的账上”！“我们怎肯吃起先生——特别是遭遇如此不幸的吴先生的来呢！”坚决付了我们的包面钱。吴先生还遗憾地说：“你们哪……你们哪……过份拘礼啦！”
吴先生不拘小节，吃东西总是忘了带钱，吃后就在馆子的帐本上记上一笔。因而学校附近的凡家小馆子帐本上都有他多次赊帐的记载。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有一天我在学校阅报栏张贴的《申报》上，十分惊诧地看到一则广告：“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吴蕴初先生，兹订于X月X日，在XX礼堂举办中国经济问题讲座。欢迎各界届时前往……（几十年后我记不清具体日期和地点，而以“X”代之）。”
把我搞糊涂了，吴教授不正在我们这儿吗？怎么又会在上海举办什么讲座呢！上海的《申报》到达万县市常常需时一二十天，广告中举办讲座的日期就在上一周，而上一周吴先生差不多天天都在给我们上国文课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恰好，跟着就是吴先生上我们班的课。吴先生迟迟才进教室，神色似乎有些不自在，没讲十分钟就说：“下课！”这时却有一名同学站起来大声说：“吴先生，我想提个问：中国是不是有两个吴蕴初，一在万县，一在上海？”吴先生迟疑了一下，没有作答，匆匆地走出去。
从此，吴先生再没来上课，他失去了踪影。
据说他出逃了。
有人说他是个冒名顶替的大骗子；有人说他是个落拓文人，逢场作戏，故意和万县教育界开了个大玩笑……由于学校当局要顾及“面子”，没有张扬此事。
骗子乎？逢场做戏乎？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也弄不明白他的冒名属于何种性质。回想起来，他还并非一个不学无术者，也许是一种在当年社会环境中的求生之术吧？
回相起这件往事，心中飘来一缕淡淡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