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日乾
七年前，我知道了朱大路的名字；七年后的今日提笔写他，仍无一面之缘。未谋一面而要为之写照，唯因他确实是个好人。
记得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大红春联已经写好，大肉包子刚刚揭锅，一封署名朱大路的上海来信飞到面前。说是听屈超耘介绍我“很会写杂文”（感谢屈兄抬举，“很会”哪敢当，“很爱”倒是真），“欢迎为本报《笔会》版写稿”云云。在别人，这也许算不得什么，在我，可是个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当时妻子儿女轮流过目，皆大欢喜，说这下真要“打出潼关”了！年气加喜气，春意满院落。
六十年代初，我就是《文汇报》的热心读者了，尤其是它的副刊《笔会》，每每展读，如对诸多渊博、严谨而又高情雅致的老师。那时，我已偷偷向报社投稿了，不过绝无高攀文汇的奢望，正如一个小学生不敢觊觎高等学府的殿堂。
从七十年代初在省级发表第一篇短文起，业余涂鸦已十数年时光。其时，省内水平相当的文友相聚，常以“打出潼关”走向全国相鼓励。我文思迟钝，条件太差，写得很苦很慢，迟迟未敢“出击”。虽未“出击”，却也在窥测方向。在全国林立的报纸副刊中，《笔会》的格次有口皆碑，在那片丰腴的绿洲上栽植自己的小花小草就成为我未敢告人的心愿。正值跃跃欲试时，朱大路约稿，这带给我的兴奋是可以想见的。
爆竹声里构思，会客之暇走笔，全家“通过”，挂号寄出。但旋即又陷于种种担心，担心编辑期望过高，担心稿子不合报纸脾胃，最担心者莫过于黄鹤一去不复还。
出于意外，稿子发出十多天便接到采用通知（稿去信来途中至少需要十日），何其速也！又随信寄来了小样，又何其认真！妻高兴得为我欢呼：啊，朱大路是个好同志！这话后来简直成了我们的口头禅，每当看到我的杂文在《笔会》刊出，特别是每次捧读其来信，我们都会脱口而出：大路是个好同志！
七年来，朱大路的来信不下30封，那开头总是：“冯日乾同志”，无一例外；除过一次谈论我一篇他特别欣赏的文字，大约是情不自禁，一不小心于信末冒出一句“握手”而外，其余一概不是“敬礼”便是“欢迎继续赐稿”；署名呢，也一律不多不少三个字：“朱大路”。任你怎样打问和“引导”，他始终只字不谈个人情况，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的字大而方正，点横撇捺笔笔不苟，连标点符号也绝无半点马虎。凭经验，我猜他是个不苟言笑的老头子，但妻子却道细看其运笔，勾、角圆柔，怕是位矜持谨慎的女同胞。直到1991年《笔会》推出“新杂家”专栏，我遵命寄去小传和照片后恳请他也作点自我介绍时，他仍是不吐一字，只寄来彩照一张，——嘻，原是一位身材魁梧、长得挺“帅”，但衣着齐整而不怎么“现代”的“老”小伙子也！
这位严肃得像个军官的编辑，“为人作嫁”的认真，对于作者的坦诚都令人感动。寄他的稿子，用与不用都有明确的交代，凡用了的必寄样报，有所改动，即予说明，石沉大“（上）海”的事是不存在的。谈意见，好就说好，差就说差，绝无虚套，毫不含糊。
他搞“新杂家”专栏以我为首选对象，我在高兴之余也曾冷静地想过：是不是朱大路与我性情相近，故而偏爱我的文风？我特别留意了以后介绍的几位杂文家，他们都比我年轻，其文风多泼辣生动，并不如我一般呆板。有一次，我斗担荐去一篇初学者的杂文，他并不以人衡文，很快予以发表，并且来信称赞其文笔生动。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上海杂文选》，他还推荐了这位无名作者的作品。如此公正，叫人不能不生敬意？
我一直为自己无缘拜会这位心仪已久的编辑而遗憾，也觉得“好同志”三字的评价失之笼统，更缺乏高度。去年，一位文友告诉我，他在一本什么书中看到：前些年朱大路家中曾发生变故。那书在提及大路名字时，不无调侃地说他是“大好人一个”。我于是越发觉得他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难能可贵，又忽然觉得“好人”并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当得起的廉价称号。是的，他们“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鲁迅赞编辑韦素园语）。
所以，我们给自己的文章取了这个如泥土一样平凡的题目：好人朱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