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时阔
平日常见宾馆及闹市区“卡拉OK歌舞厅”门前霓红灯闪烁，帅哥靓姐们进进出出，但从未想到今生我也会进去“OK”一次。
两位十几年前的学生，一朝发迹，成为商界大款，然毕竟师恩难忘，猪年新春伊始，前来给我拜年。寒暄几句之后，学生不容分说，“强行”将我（还有其他几位老师）“请”上他的进口豪华面包车，拉到街上一家“卡拉OK歌舞厅”，说是“老师们平日太辛苦，也该潇酒走一回！”
在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一下子被别人推到另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仿佛刘姥姥初次进大观园，顿觉手足无措。一踏进舞厅的门，眼前一片流光溢彩，却又像是进到澡堂子里，雾濛濛的。礼仪小姐分别将我们每人引导到一处火车软座式的“格子”里坐下，我的眼睛还没能适应过来。我的学生似乎与这家“卡拉OK”厅的老板和小姐很熟，不一会儿，几位体态优美、举止不俗的小姐依次给每个“格子”里的小桌上摆上瓜子、可乐，并冲上一杯“三泡台”。随之音乐声起，我的学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祝老师们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愿老师们今天玩得尽兴！”
虽说如今人人都讲“潇洒”，但以穷教师的身份进“卡拉OK歌舞厅”，总让人感到有点别扭。也许正因为如此，服务小姐们显得有点拘谨。她们端坐在我们对面，很有礼貌地说：“老师请喝茶。”“老师请吃瓜子。”一想到报上披露的一小碟瓜子、一听可口可乐能标到30、50元的“天价”，便不忍心去吃、去喝，尽管我那已成为大款的学生毫不在乎这点花费。
如此干坐了一会儿，有两位50年代大学毕业的老师带头点了《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几首原苏联歌曲。小姐们顿时来了精神，纷纷站起来邀我们跳舞（理论上讲，应当由我们邀小姐跳）。我是“舞盲”，见小姐相邀，连连摆手说：“不会，不会！”身子一再向座位的一角收缩。小姐热情且固执：“请老师给个面子，跳舞不难的。随便跳，跟着节奏就行。”我不为所动，固守阵地不出。小姐只好悻悻地走开，不久又为我端来一小碟扎上牙签的鲜桔子瓣，并用她那纤纤玉手擎起一瓣向我嘴边递。我受宠若惊，忙用手接过来，连声说：“谢谢，谢谢！”
此刻用“如坐针毡”和“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我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可我又实在找不到理由逃出去。看到邀我跳舞的小姐有点尴尬，我自觉有些歉疚，便请她坐下，请她吃瓜子。面对眼前这位像我的学生又像我女儿的小姐，我耐心地向她解释：“像我这样50来岁、60年代上学的人，正处在跳交谊舞的‘断层带’，除了‘忠字舞’，其他舞都不会跳。而50年代上大学的人大都有跳舞的老功底。你们八九十年代人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小姐眨巴着有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尽管像个爱学习的学生那样听课很专注，但对我的解释明显表示不理解。为了证实我没有骗她，待另一支乐曲响起时，我拉出一副上刀山下火海的架式邀她跳舞。进入舞池，仿佛一头扑进滚烫的浴池，周身的血直往头上涌。尽管我十分小心，还是好几次踩了小姐的脚。一曲终了，我已是大汗淋漓。可小姐却夸我：“老师您跳得很好。”我恨不得立即夺门而逃。
如此受刑似地坚持了一会，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热情的学生只好送我出了舞厅，嘱咐司机先把我送回家。
平生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进“卡拉OK歌舞厅”，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对我来说，“卡拉”并不“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