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朱磊 整理/王刚
白求恩大夫已离开我们45年了，这些年来，我时常想起那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尤其是和他在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那段日子，他那高大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39年秋，日寇对我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进行惨无人道的“蚕食”大扫荡。当时我14岁，在太行山北麓的易县冀中区后方医院第一所当护士，全所大夫护士有一百来人。战时吃紧，前方下来的伤员陆续不断。为了避免我军大量伤亡，巧妙与敌周旋，部队便采用两种办法：一是钻山沟，坚壁清野；二是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同时，还给每个战士配发两颗手榴弹，一颗是遭遇敌人时投向敌人，另一颗是留给自己与敌人同归于尽。如果没死被捉，在严刑拷打时不吭声，什么也不说，谁要违犯就是叛徒。9月初，我们所落脚在易县齐家青村一带，所部驻扎孟子岭村。
一天傍晚，正在站岗的哨兵忽然听到“孟子岭的、孟子岭的……”生硬的中国话，以为是鬼子，便大喊一声：“快，鬼子来了！”顿时，刚入睡的战士轻伤员都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醒，一骨碌爬了起来，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只见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这时，走在前面戴眼镜的人指着骑马的人大声说：“他是白大夫，白求恩大夫……”。一听是白大夫，“战斗”解除了。因白大夫在八路军里很有名气，人人皆知。白大夫、翻译、警卫走到我们跟前，大家呼啦围住白大夫，仔细地看着这位神奇的外国医生。白大夫下马之后，没休息就去看望伤病员，并给他们一一做细致检查，询问病情。他对我所刘文芳大夫处置病号伤口、包扎的好非常赏识，举起大拇指“OK、OK”地称赞。
因战时激烈，残酷，加之伤员大多是骨折，所里极缺固定的夹板支架等医疗器械。白大夫用从敌占区弄来的铁棍，亲自系上围裙烧炉打制一种叫“托马氏夹”的简易固定器械。我们被他叫做“小鬼”的人，力气小，就蹲在他身旁帮着拉风箱。马驮子是我们所流动转移的主要运输工具，为使其驮得更多，更方便，白大夫又在原驮鞍结构基础上，设计改制了一种叫“芦沟桥”式的新型驮鞍。我们帮他拉锯刨木头，他安装。以后的日子里，他常常由清晨工作到深夜，有时十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身体日渐消瘦了，所里给他开了个“小灶”即做点米饭、油炸土豆、鸡汤，让他补补身子。他知晓得后大为生气：“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搞特殊的。”于是他把“特餐”送给重伤员吃，并一勺一勺地喂给他们。
白大夫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一有空就给我们讲课，找一块木板，操着生硬的中文，一边写一边做动作，生怕我们听不懂，让翻译一句一句地翻译。还督促我们认真做笔记，要求书写工工整整。伤病员住的地面不平，行走困难，他就搬砖头，石块铺平。
他在医学方面不但技术过硬、精益求精，而且对我们要求很严、一丝不苟。记得有一天晚上，他连续做了十几个手术，供卫青联校（我军培训军医的学校）的教育长王育荣教授劝他休息，他来接白大夫做手术，当时还有几个实习生，王教授边做边演示讲解示范，让实习生们做。第二天白大夫发现病号手术没做完，便对翻译大发雷霆，叽哩哇啦地大声嚷嚷着，劈头责问翻译：“你是不是中国人？”言下之意，王教授手术做得少，偷懒、不负责任，为什么不批评他。翻译被他训哭了。后来他知道了真象，并诚恳地向翻译道歉：“我只顾做手术，忘了教学生，对不起……”。
十月初，白大夫率领的战地巡医队离开了我所上前线去了。
1939年11月底，噩耗传来：白大夫殉职了。据周子望所长讲：聂荣臻司令员批准他回国，但他看到伤员们在呻吟着，毅然要留下来。后来，聂司令下了“最后通牒”，他才答应回国，临行前，正值黄土岭战役打响，他又硬要求上前线，凭你说破嘴，也无济于事。他在涞源县摩天岭前线给一名叫朱德士的战士做手术时被骨茬刺破手指头感染化脓得了剧毒败血症去世了。我们听后，望着白大夫做的支架、马驮子痛哭了一场。后来中央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成立了《白求恩学校》现易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当年12月21日，毛泽东也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以示全国人民对他的深切怀念。
白大夫与世长辞了，但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注：朱磊，男，今年72岁、党员，14岁参加八路军，1986年离休，曾任航天工业总公司714医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