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郝振宇/文
刘江大学毕业后分回咸阳在一家县办企业工作，由于县办企业连年亏损，终于关门放假。迫于生计，他只身闯入省城西安在一家私人企业打工。开始说好月薪300元，而开资日，只领到240元。老板说那扣下的60元作为押金，年底一次付清。然而干到年底，老板只字不提补发薪水之事。刘江因爱人患病急需800元住院，找到老板讨要，谁知老板矢口否认押金之事。几番讨要之下，不但分文未得，还被老板炒了鱿鱼。由于当初没有劳动合同，又无工会组织做后盾，刘江只能眼泪往肚子里流，默默骑上他那辆“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的车子，重新寻觅自己的“饭碗”。
由于不按《劳动法》办事，遭到私营、个体老板无理欺压的何至于刘江一人。
已正式生效实施一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个被誉为“第二宪法”的神圣大法，尽管明确规定适用于国内一切用工单位，可许多私营、个体业主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由于中国劳动力丰富廉价的特点，劳动者处于孤苦无告的软弱地位，加之监督力量的缺乏，更使这类企业中侵犯劳动者权利的事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法律文件。而在实际中，鲜见私营、个体老板与打工者签订合同的。双方往往以口头协议成交。即使签有合同的，真正遵循《劳动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又有几人。张小花高中毕业后从郊区进城打工，几家饭店老板对她精明能干颇为赞赏。但当她提出要与对方签劳动合同时，老板当即变了笑容。一个老板就直言不讳地说：“按〈劳动法〉签劳动合同那是国有企业的事，我们可不要你这种‘刺儿头’。现时当不少劳动者受欺凌事件披露于报端时，不少传媒或有关方面负责人多抱怨这些劳动者素质低，不懂法，不善于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云云。记者每闻此，不由想起鲁迅一句名言：“美国的石油大王那知北京拣煤碴老太婆的辛酸。”
由于私营、个体企业不愿与打工者签订劳动合同，他们与劳动者之间缺乏劳动合同的法律约束，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许多个体、私营企业因陋就简，本身条件很差，特别在一些有害工种上，往往缺乏最起码的劳动卫生、安全保护条件，劳动教育、岗前培训更无从谈起。我省某地一企业被评为各级先进，其老板也曾报上有名电视有影，可就在他的企业里不愿花钱装上栏杆和盖子，致使打工妹跌入碱池中致死；记者曾在很多地方发现许多私企老板在水泥、岩棉、煤炭等粉尘严重的生产环境中，不给工人提供最起码的劳动用具。不少场景，令人联想到夏衍笔下的“包身工”。
实行8小时工作制是几代中国劳动者流血奋斗赢得的成果之一，《劳动法》不但予以肯定，并明确规定每天加班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不得超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加班应按比例付给加班工资报酬。劳动者依法享有休息权利。然而如今在不少私营、个体企业中随意加班加点已是家常便饭，许多老板甚至剥夺了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在西安许多私人饭馆里，来自外地的打工者们凌晨即起或擀面、或摘菜或包饺子，晚间还要干到十一二点甚至一二点。要休息便没有工钱，而所付的工钱有的每月仅几十元。特别在个体饭馆，由于场地狭小，夜间几个人甚至十几人男女不分只得挤在一张脏兮兮的破床上，有的连床都没有。
经常上街吃饭的人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你就餐的餐馆中不乏一些满脸稚气的“小堂倌”。招用16岁以下童工既违犯《劳动法》也违犯《未成年人保护法》。然而来自甘肃、四川和省内咸阳、宝鸡、商洛等地的辍学者，堂而皇之的被私营的餐馆招用。这些童工进店面临的更凄惨的命运。由于这些童工年龄小无一技之长，多从事洗碗、跑腿等杂活，报酬更少，有的甚至仅能饱腹。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甚至还遭受性的骚扰。
由于违犯劳动法规，造成劳资矛盾尖锐。虐待打工者事件常有发生，打工者由于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地位，他们也不断以损坏设备、偷拿东西、消极怠工甚至报复业主，造成流血事件。前不久，省内某市晚报载文提醒业主们年终要防打工者临过年顺手牵羊，也正从侧面反映了双方由于赤裸裸雇佣关系造成的阴影。
一方面大胆盘剥胡作非为，一方面束手挨打消极认命，造成私企、个体企业劳资关系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实行《劳动法》固然是全社会的任务，然而在国企中由于有工会、劳动部门负责，相对而言总算有实施的渠道，而私企、个企中打工者只有干活的义务，劳动者没有维护自己权益的组织，加之劳动部门“鞭长莫及”，劳动者的境遇，只能凭业主的“良心”而决定。在私企个体企业中组建工会组织已成当务之急。
当记者写下本文之时，我们已跨人20世纪的最后4个年头了。在文明社会的今日出现这种不合谐的噪音，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中国在走向繁荣发达的征途上固然要付出许多代价，但既然有《劳动法》，生活在同一蓝天下，谁也没有理由漠视社会底层的呼声，我们有义务抑恶扬善，把社会进步的代价降低到最低程度。
法律，不允许有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