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至今虽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早在1927年就有人提名鲁迅作候选人的动议。事情是由在北京大学任教、曾担任过西北科学考察团负责人，对中国丝绸之路文物有某种特殊兴趣的瑞典人斯文赫定引起的。身为诺贝尔奖评委的斯文赫定不愧为中国通，从授予鲁迅诺贝尔奖可能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深远影响考虑，建议提名鲁迅作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转请刘半农征求鲁迅的意见。
刘半农完全赞同斯文赫定的提议，虽然当时也有人在为梁启超积极活动，但刘半农认为真正理想的人选除了对中国新文学诞生作出特殊贡献的鲁迅，实在再找不出第二个人。但刘半农对斯氏的委托却犹豫起来，因为刘半农虽然是鲁迅的老同事，又是《新青年》时代的老友，但此时两人关系已有了微妙的变化。原来《新青年》时代的刘半农充满斗争的勇气，但到“五四”之后，却一头钻进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对此，鲁迅曾公开地批评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由于刘半农的行事，两人渐渐疏远，走到“几乎已无话可说”的地步。其实刘半农是过于小心了，因为鲁迅这种憎恶乃是“朋友的憎恶”。但深知鲁迅品格和为人的刘半农还是担心碰钉子，于是他想到了一条迂回的好办法，挑中被鲁迅看重且同他任教的中法大学中文系任讲师的台静农来完成这一游说任务，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
台静农受此重托自然十分兴奋，于9月17日给尚在广州的鲁迅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叙述了事情的原委，恳请鲁迅为中国的文学事业答应参评。
鲁迅接到台的来信，一刻也没耽搁，于25日复信台静农，断然拒绝了刘半农的提议，但语言委婉，并没有使人难堪的地方，倒是鲁迅体谅到刘半农的“为我，为中国”的好意，而表示深深的感谢。接着，他以“梁启超不配，我也不配”，“我不愿如此”的明确态度加以拒绝。他还以所译《小约翰》作者望?蔼覃未能获此奖为例，说明“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还多，表现出大家风范和谦虚。最后他用“赏金”一词代替奖金，以“眼前可见依然黑暗”的痛切陈词，道出了他拒绝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他不愿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依靠帝国主义势力上台的蒋介石政权涂脂抹粉，更不愿使自己的文字从此变成“翰林文字，一无可观”。鲁迅复信后不几日，便携许广平北上，离开了大夜弥天、环境险恶的广州。
台静农当即将信的内容转告刘半农。随着鲁迅的拒评，轰动一时的诺贝尔文学奖参评事不得不中途落下帷幕。刘半农自不用说，就连台静农也感到深深的失落，年轻的台静农竟天真地设想，鲁迅如能拿到奖金，即使自己不用，拿回来办文化事业也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面对严峻的现实，台静农终于领会了鲁迅的良苦用心，并深为鲁迅深深的洞察力、坚定的原则立场和不为名利所动的品格所折服。 （摘自《志苑》台益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