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钟哲
几位30岁以下的年轻人，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此书一经面世，立即引起海内外读者广泛的关注，有人说，该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几位作者也“资讯”不足。我不懂，但他们对国际事务中某些（国家）霸权主义作法敢于说“不”的勇气和思考却让我佩服尤加。比如美国，它能在公海上任意截查我国货船，每年在最惠国待遇上亦对我折磨再三，如此横蛮无理，有几位热血青年对其评说实属自然，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我这里想说的是另一类说“不”的问题，即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是否也应多一些敢于批评的精神呢？
反观现时许多犯错犯罪以至锒铛入狱腐败者的覆没轨迹，我就琢磨，以其中一些人官位之高、敛财之巨，大约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肯定会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假如这期间多有来自组织、领导、朋友、同志对其劣行敢于说“不”的批评制止，而不是纵容袒护，更不是相互勾结，结局或许是另一种样子。——当然，我绝无轻视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意思，只是深感外因（环境）作用的不能忽视。
近些年来，我们缺乏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致放弃原则、互相吹捧、迁就放纵就在大量的“壁上观”者中得以滋生和膨胀。这也许与我们温情脉脉的风气有关，温情脉脉的风气温情脉脉地培育着病毒与腐败。例如，很多人都对腐败深恶痛绝，但当腐败的行为出现在同乡、同学、熟人、朋友或者自己身上时，恐怕严格的自律或他律就难以施行了。
曾以巨额受贿震动全国的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他在泰安执政期间，不少人对其胡作非为心有微词，但可悲的是，当上级有关部门考察胡建学时，泰安的许多干部都投了他的“优秀”票。有位记者曾就此询问市政府的一个局长：“你们这么反感胡建学，为什么还投他的票？”局长说：“胡大权在握，耳目又多，如果投了反对票，被他查出来，将遭到可怕的报复。”是否可以说，这种不敢说“不”的心态，也是造就这个共和国历史上自刘青山以后受到刑罚最重的地委书记的原因。反之，正是由于该市检察院有着一些敢于说“不”的同志，才使这一涉及二十四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大案昭告天下。只可惜，此时胡的罪行已经铸成，无法止于初始了。
坦诚而又尖锐、善意而又严厉的批评，是我们的事业不断进步不断壮大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人格品质趋于完善的要素之一。不要说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壮丽辉煌，它自然需要我们相互“净化”的勇气和胸怀，就是一棵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大树，也需要对残枝败叶的剪除和否定。但遗憾的，我们常常看见的是弥勒佛式的笑口常开的一团和气。评选先进，轮流坐庄；工作鉴定，锦上添花；路见不平，退避三舍；无理要求，大开绿灯；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些对错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而一味温文尔雅、谦谦恭恭的氛围里，一切的要求、规定、制度、纪律，又能有多大的约束力？
很有必要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诲。仍然需要并运用批评的武器，用以清除各种微生物的姣蚀。这在市场机制并不健全的时候，尤其显得必要。只要看看我们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现状，敢于说“不”的精神是多么的欠缺和可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