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侄子在农村，要来看我。侄子不计较辛苦，给我带了一些土产：一袋面，一袋苞谷糁，两袋苹果，一箱梨。行李实在是够重的。
侄子们家居蒲城，坐火车要到陈庄车站。因为不常坐火车，加之现在火车时刻表就像各地电话号码一样，不停地变，他们误记了时间，结果人没到车站，火车就远远在吼，他们便拚了命跑。算有幸，在火车临开前总算爬上了车。喘息未定，列车长走了过来，道：“看把你们跑得热的，不能早走一会。”两个侄子笑笑。指了行李，车长明知故问：“这是谁的？”侄子答：“我的。”车长对售票员说：“收5块钱行李费。”说罢转身走了。女售票员问：“到哪里？”侄子说：“咸阳。”售票员说：“每人8块，加5块钱托运费，共21块钱。”侄子交了钱。这时他口渴，取了苹果吃，并客气地让售票员，售票员说：“苹果我不吃。”侄子说：“那就吃梨。”售票员说：“梨还可以。”侄子取了5个。售票员说：“再拿一个，6个六六大顺。”侄子又补了一个，售票员和车箱服务员每人各分了3个。售票员人很和善，并见两个侄子办事也舒展，便说：“给你两本杂志。”侄子说：“我不要，我没有钱。”售票员说：“不要钱，送你两本。”侄子在一摞五颜六色的杂志里选了两本，一本是《中共高层人物》、另一本是《’96大追捕》。售票员指着袋子说：“这一袋是苞谷糁？”侄子说：“就是。”售票员说：“待会，给我们这个服务员（指指旁边的服务员）两碗，把托运费给你退了。”侄子说：“可以。”不一会，售票员拿来一个不大的塑料袋。没有碗，侄子便用杂志代铲，给售票员把塑料袋装满。售票员说话算数，拿了苞谷糁，便退了5块钱，并给侄子开了两张车票，车票不是从陈庄到咸阳，而是从泾河到咸阳，票价已不是8元，而是3元。事情办完，售票员临走叮咛侄子：“谁问行李，就说是你的，问起票了没有，你们就说起了。”
侄子见了我，津津地陈述此事，道：“现在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活套”，但咱也不吃亏。”
我点了点头：“咱不吃亏，服务员售票员也不吃亏，但总有人吃亏，这吃亏的就是国家，国家的事难弄，原因就在这里。”（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