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乾坤
白居易博得伟大诗人的名号，实在是得益于那些讽谕诗。秦中吟，新乐府者流，一吟悲一事，以其所言，近乎正声，然纵而观之，其中“非所宜言”者甚多，“讥讪怨谤”者亦不少，大失温柔敦厚之诗教，“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便是尤谬者。
白氏《新制布裘》诗中，以此两句而发感慨，足见兼济在其心中之位置。兼济、独善云云，语出《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意即见用时就要为天下人造福，不见用时只顾自我修养。儒术纵横天下，亚圣之言自被儒家奉为行动的准则。说是准则，大抵有些拔高乃至理想化，要不然，准则何神圣，而天晓得它有多少感召力和约束力，因为在很多时候，准则只是徒具形式而已，立时显出不尴不尬、又尴又尬的滑稽相来。白居易不识个中猫腻，一味倡言兼济，鄙弃独善，用心良苦，却不道风移俗易，人心不古，兼济的滋味已令百姓闻之而色变。卖官鬻爵便是一征。买官者之流，有多少有出类拔萃之才，有济世益民之想，上得台去，又有多少不是外沽兼济之名，暗结饕餮之势，聚敛以自肥？此中景况，小民百姓看得真切，故尔每每觉得此辈的“独善”较“兼济”为佳，因为独善还不至于将民脂民膏狼吞虎咽。
“兼济”便大不同了，权柄在握，正好为所欲为，私门可肥，受害者却是国家和小民。白居易显然没有看清个中机巧，因而大倡以天下为己任，却不明瞭兼济早已荒腔走板，甚至变了种，成了肥己者的最佳选择。不经其鼓吹，趋之者业已若鹜，经其鼓吹，则无异于误导，致使世象多扰攘了。且不言不在其位，亦欲谋其政，即令在其位者，又有多少在尽力谋政，造福一方？难怪孔夫子有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也算是剖到了骨髓。因见信奉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兼济”者，总在为一己之私而经营，而钻营，而营营，而贪得无厌。当其不得已而“独善”，那是在谋官谋宦而图终南捷径；得意而“兼济”，那是聚敛所必须之手段。而一旦“兼济”起来，贻害便大是深重。“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此辈之行也；“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此辈之态也；“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此辈之功也；“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此辈之德也。故尔尽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那不过是布衣的赤子之心罢了，在此辈行、态、功、德面前，能有多大用场？世上并非无有真兼济，但那是两袖清风，难以轻肥的。而兼济真的作了招牌，便会包容下男盗女娼，其可怖，就在于能在合法外衣的掩护下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类人，拔一毛而利天下犹不可，谁能承望其兼济？但他们在钩爪锯牙食人肉时，却还要大唱兼济的高调，摆出个至廉至洁至公至正的架式来，藉以欺世而盗名，那结果，就使得世事闹嚷嚷。元人张养浩就给这种“兼济”下了最好的注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以此再印证白居易的兼济说，此说的谬误便自然凸现了出来。白氏白氏，应钳尔口！
白氏之口纵可钳，假兼济者却并未寿终正寝，但经验教训了人们，使其明白了，不管此辈如何口吐莲花，如何祭起炫目的旗号，总之是信不得，穷寺富方丈，刮地皮而戕害民命者，即属此类。古代相去已远，若问今日之典型，曰陈希同，曰王宝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