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乾坤
江苏出了一首《廉政歌》，就很使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兴奋，及时报道中，情殷殷而意切切，可见重视之程度。
政事的久远，最少也应追溯到母系氏族的，而廉政云云，大抵是长时期付出了高昂代价方才取得的经验，太沉重了。没有腐败的猖獗，哪会有廉政之说？深受腐败之苦的人们，自然对廉政视若神明，而宝爱非常。《廉政歌》应时而生，似也说明国人对廉政的赞同和憧憬。其歌词内容我虽不知，大料它总不会有“今朝有酒今朝醉，让我抱得美人归”之类的表白，或者小男人小女人的思呀想呀泪呀爱呀的情调，必是自重自律贯穿其中，而充满阳刚之气无疑。
充满阳刚之气，实当称庆，唱起此歌，自有正义和使命感在，扶正祛邪，定会大有裨益。何物腐败，害得国人苦矣！此种苦矣，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无奈。对于腐败的为虐，其察识不谓不明，忧患不谓不强，且深知此祸水的伺机而恶变：由偷偷摸摸，到半遮半掩，再恶化，竟近乎赤裸裸的了。腐大恶，于是乎反，着一反字，足见仇之大，恨之切。反腐，人们自然而思廉。廉大善，于是乎倡，倡廉，也是指出向上一路，无可非议，譬之《廉政歌》之属，犹是教人为政清廉，见贤思齐，而自重自律的。
然而细细思量，总觉得对于廉政，若仅付以“倡”字，便见轻淡。倡者，倡导而已，法纪对其不好规范约束，如何不忧虑产生可行可不行的歧意。倡导任尔倡导，事情他自为之，谁能奈何。即如移风易俗，本在倡导之列，可在物质大肆吞没精神的当口，就硬是让它尴而尬之，何况是事关重大的廉政。
“政者正也”，当然要当官的先正其身而垂其范，并使公仆们廉洁自守，此事应在必须之列，绝对含糊不得。故尔在反腐的同时，倡廉的提法似显得中气不足。倘若以“行”易“倡”，改倡廉为行廉，端的如何？因为着一“行”字，境界全出。唯如此，廉方好有着落。“倡”固然是善举，“行”则更为实在；“倡”固然有道德之规范，“行”更有法纪之约束。行廉行廉，便是做官的准则，只可遵而行之，不容物为其用，随意取舍。要不然，可能于事无补，甚或形成一种讽刺。反之，只要行廉切实，纵使不闻《廉政歌》又有何妨？想当年，刘青山、张子善的人头，挽救了多少灵魂，肃整了多少吏治！那时似乎也无歌曲以纪其事，但那正义的枪声，抵得过多少篇宏论和宣言！
所以对于言行，人们大抵是重行的，“歌永言”虽能吟咏心声，但在不少时候，也只是唱唱而已，有多少人去认真思索其内涵？有耳边风，谁保准就没有穿口而过之风，来是空言去绝踪？而且依据中国的老例，无声每每能胜过有声，因而唱响的且勿喜，当心的倒是那不声不响地搞龌龊。密匝匝似蚁排兵的出国风光，乱哄哄似蜂酿蜜的大肥私门，闹嚷嚷似蝇趋血的刮地皮……哪一桩是烧得坐不住而唱了出来？公款吃喝，一年耗费上千亿，多少个红头文件还是管不住一张嘴；清除腐败，红头文件下得还少么？行的尚且如此，何况是倡的、唱的。《廉政歌》用心良苦，作用当不至例外。但有倡倡唱唱之名，而少身体力行之实，结果可能如宋太祖所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想到此，便更觉行廉之重要，而有无《廉政歌》，倒在其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