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冷向洋
基本建设，是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可是，这些年来，我国高速行驶的基建列车，似乎闯进了神秘的百慕大：
“中国是个大工地”
“中国是个大工地”，外国人的这一评论，可说是千真万确。且不说举世瞩目的京九铁路和三峡工程，仅是那从省到县到乡村的众多的开发区和大市场建设工程，遍地高耸的脚手架和日夜轰鸣的推土机，就会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报刊公布的数据，进一步表明了建设工程的浩大：
“八五”期间，全国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600亿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39200亿元，城乡住宅建设完成64亿㎡。1995年—1996年，全国投资规模50万元以上的竣工工程项目11.96万个，在建项目13.18万个，即平均每天有160多个项目竣工，180多个项目
巨大的数据，伴随着惊人的变化：
1984年以来的10年间，北京的城区面积扩大了一倍，从400平方公里发展到800平方公里，四季青、黄土岗等以前有名的“菜蓝子”基地，已经“装满”了高楼大厦；河北廊坊市，10年间面积扩大了五倍多；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到处都是“大工地”
大工程中藏大案
基建领域的不正当竞争十分激烈，从立项、设计到发包、建材购销到质检验收，各个环节的腐败问题都十分严重。
据统计，1994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贿赂案101142件，涉及建筑业的达64270件，占63.54%；1995年，这个比例高达88.6%，最高检察院的一位官员直言不讳：建筑市场也是“权钱交易市场”。
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兼广州公司经理曾利华（女），利用掌握的广州旧城改造工程“海印苑商品房小区”和白云路综合大楼等开发经营权，1992年3月至1993年2月，索贿受贿700多万元；
这样短时间内的巨额受贿，并非曾利华一人。
基建中的贪污挪用也十分惊人：宁夏新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董四海，一年多时间，贪污120多万元，挪用370多万元；
“工程上马，干部落马”，已成为了普遍现象，贪污受贿的不仅是建设方的人员，连党政官员也利用职权，插手工程，大肆受贿。用工程投资的10%“公关”，已成了尽人皆知的定律。因为基建有“油水”，一些领导者便千方百计要搞“基本建设”
为了解决基建领域中的权钱交易问题，有关部门决定在工程承包上，推行公开招标制，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少建设单位无视法规，不实行公开招标：《中国纪检监察报》今年2月18日报导：去年未实行招标就发包的工程占38.4%；
即使公开招标，也并没有遏制住基建中的贿赂问题：一些领导人仍然可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工程，一些经办人也可利用泄露标底的办法，收受贿赂……
上项目各有绝招
中央的政策一贯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80年代初，国家又将基建拨款制改为贷款制，还订立了繁琐的基建项目审批程序……可是，所有的措施都收效甚微。
拨改贷，本来是合乎经济运行法则的，但怎知贷款制反倒成为了预算外投资高速增长的推动力：1981年，全国基建贷款122亿，1987年上升到836亿；1987年，全国3600亿元基建投资中，国家预算内的只占13.1%；1993年，全国基本建设计划投资8000亿，实际达到12000亿；
国家整顿金融秩序，“紧缩银根”，各地的对策却多的是：
——贷款。贷款的路十分宽广：基建不批找技改，技改不给有建行，建行无钱上工农（工行、农行），国内无钱求国外……
——成立投资公司，发行债券。
——以地生财。各县市、乡镇都利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之机，大肆拍卖土地，将所得投入基本建设。
——集资，其实就是乱摊派。不少地方政府为解决基建资金，打着“人民XX（如城市、公路）人民建”的旗号，规定每个人交多少钱，每辆车交多少钱，1㎡房屋交多少钱
——挪用。一些县市政府及所属科局，违反政策法规，将各种专项资金投入基建。
——拖欠工程款。据1993年底统计，全国在建行开户的17582家施工企业，被拖欠工程款308亿元，有的工程已交付7、8年，工程款却一直欠着；铁道部第11工程局4处，1995年被5家建设方拖欠工程款7500万元；
最紧缺的资金问题都解决了，其他问题就更容易，规定的论证、立项审批等程序，不少建设方干脆全免了：1996年全国开工的50万元以上的项目，未经批准的10.57万个，占42.1％。
治理整顿须正本清源
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基建膨胀……我们吃够了苦头，却一直未能跳出这个怪圈。
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管理体制上，政企不分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纵观近年来经济生活中的这热那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企业与当地政府热到了一块。名义上企业是投资主体，实际上投资都是政府行为，上头政策要查要压时，当地政府自然又是保护人；
——由于政企不分，投资全无半点风险。出了问题，有政府包揽；钱是银行的，要还，找后人去吧；因“政绩”突出而提拔的人不少，而违反国务院规定，顶风而上，投产即亏损的，却无一人受到追究；
——在对各级领导的考评上，往往只注意表面的“政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办实事”，“大干快上”，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然是基本建设，“班子换届，基建膨胀”，便是自然的了；
——作为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本身就有局限性，并且仅仅在政令畅通时才起作用。可以说在每一行业盲目建设、过热症状出现前，有识之士及有关部门都曾发警告，亮黄牌，下红头文件，可是，无论行业主管部门、国家计委还是国务院，“通报”、“规定”都是利剑空悬，各地依然我行我素，大干快上；
建立投资责任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加强投资管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应该彻底落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