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云
在浙江省余姚市流传着一段充满人间真情的爱情佳话：两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为了爱同一个女人，彼此克制着炽热的情感，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磨难，使这个女人的婚姻生活更加富有传奇色彩。
前不久，笔者赶赴余姚采访了这个饱经悲欢离合的传奇家庭，从中发掘出一个延续18年的爱情颂歌。
残月难圆
1970年的一个春夜，浙江省余姚市老方桥镇姚驾桥村一间低矮的平房里，燃起了两支花烛，年仅22岁的农民郑涨钱和20岁的姑娘刘桂英喜结良缘。
婚后，小两口精打细算，日子过得挺红火。不久，刘桂英当了母亲。天有不测风云，1974年，当刘桂英又身怀六甲，即将临产之际，郑涨钱的脖子右侧生的几个小淋巴结愈长愈大，他不得不到医院检查
医生切片检查，确诊为“恶性淋巴瘤”。一合计，治疗费至少在千元以上。
当时郑家的全年收入，只有靠田头工分换回的280元。郑涨钱懵了。
桂英得知后，哭着对丈夫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耽误治病！”他们开始卖家产，危难之中，幸亏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才把郑涨钱送进了杭州市肿瘤医院。
两个月后，桂英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月子里，她始终在忧心、烦躁和不安中煎熬。一天，邻居给她捎来话说：“医生通知家属，准备后事。”桂英一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寒栗惊惧的神情。
1974年12月4日，在医院住了106天的郑涨钱，因无力继续支付昂贵的治疗费，顶着漫天飞雪，踉踉跄跄回到家中。
推开草屋，他惊呆了。寒冬腊月，只有3岁的老大和嗷嗷待哺的老二穿着单衣，挤在竹榻的一角，瑟瑟发抖。刘桂英披头散发，满面浮肿。见丈夫归来，她愣头愣脑了半天，突然傻笑起来。
妻子疯了！郑涨钱拼命摇着桂英的双肩，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跌落下来……
凄风苦雨
悲痛万分的郑涨钱明白自己已危在旦夕，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死后将给24岁的疯妻和两个幼女带来的种种苦难，于是便托人把岳父叫到床前。“爸，桂英是在月子里受刺激落下的病，兴许好好调养，能恢复健康。可我现在照顾不了她，还成了她的累赘，求您把桂英带回去。”刘老汉困惑道：“我把桂英领走，你和孩子咋办？老二还要吃奶，我还是把桂英母女仨带走，你安心养病。”郑涨钱急忙阻拦道：“把孩子留下！你和岳母年纪大了，干不了农活。”
刘桂英跟着父亲回去了。她是嘻嘻哈哈笑着，浑浑沌沌走的。
这年正月初三，郑涨钱把最后一块糕饼连同“74年10月5日生”的字条，裹在仅4个月大的老二身上，然后神情恍惚地抱起孩子离开家门，搭乘一艘小船，朝余姚市急驶而去。
下午3时，郑涨钱迎着风雪，一头撞进桐江桥饭店。他见服务员正忙着搞卫生，便趁其不注意，一横心，颤悠悠地放下老二，扭头就走。他想饭店人多，兴许碰上个好主，给女儿留条活路。
他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回到家的。然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爬到荒山上，替自己挖了一座坟，又竖起一块碑，用炭条涂上5个字：郑涨钱之墓。
干完这一切，他再次托人把岳父叫到床前哀求道：“你代桂英同我办离婚手续吧，我怕是过得了今天、过不了明天。”起初刘老汉执意不肯，但在郑涨钱的再三请求下，刘老汉含泪答应下来。
1975年3月5日，他俩互相搀扶着来到老方桥公社。刘老汉哆哆嗦嗦地替女儿在离婚书上按了手印。
三颗爱心
奇迹常在厄运中出现。刘桂英回到娘家后，虽说无钱治病，但经过母亲整整一年的精心调养，逐渐康复。父母把她嫁给了余姚泗门镇陶家堡村农民吴松桥。
而濒临危境的郑涨钱也绝处逢生。他靠锻炼和长期服中药，竟捡回一条命。
1976年夏，桂英妈去世的第二天，郑涨钱闻讯赶来帮助料理后事。饭桌上，郑涨钱见挺着大肚子的桂英坐在比她大18岁的后夫身边，完全恢复了从前曾经有过的那般丰姿和色泽。而桂英见到郑涨钱时，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失了神。更让桂英受不了的是，大女儿平波乘巧地倚在父亲身边，瞪着一双陌生的眼睛，冷冷地瞅着自己。
打了多年光棍的吴松桥，此刻正沉浸在即将初为人父的喜悦之中。他被这意外的相逢、尤其是妻子与前夫之间出现的尴尬弄得不知所措。
郑涨钱怀着难以名状的苦恼，离开了泗门镇。
这一晚，他们3人都不曾合眼。
吴松桥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他发现妻子和前夫的内心深处依然为对方留着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插足的情感空间。吴松桥痛苦地对桂英说：“既然你俩都恢复了健康，孩子也长得很好，那我就……成全你们。挑全日子，我们把婚离了，你回到阿钱身边去吧！”桂英惶惑道：“我怎么能结了离，离了结呢？”
她无限深情地对吴松桥说：“你放心，我决不会和你离婚的。”
再说郑涨钱回到老方桥镇后，只觉得脚下一片虚空，仿佛跌人无底深渊。
他病了。虽说是他三番五次“逼妻”离婚，但如今当他亲眼目睹与自己同床共枕5载的爱妻与别人喜结良缘时，就无限痛苦。
整整12年，郑涨钱再也没有踏进咫尺天涯的泗门镇，而刘桂英也没有回老方桥镇。一对曾经恩爱的夫妻，天各一方，他们以传统的美德和坚强的意志理智地处理好了三者的关系。
花烛高照
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农村小镇，郑涨钱挑起了流动货担。他每天翻山越岭，送货进村，用自己幸勤的劳动，还清了债务，并含辛茹苦拉扯女儿，一直供她读到高中毕业。
多年来，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但他不为心动，无意再娶。他对那些上门提亲的说：“我现在一门心思养好女儿，她是我和桂英的骨肉，不能让她受一点委屈。”1988年岁末，一个大腹便便的老汉迟疑地走到郑涨钱摆的地摊前喑哑着嗓子问：“你是不是平波的爸？我是从泗门来的。”郑涨钱浑身一颤：“你是吴松桥？”老汉点点头。此时的吴松桥已是一副苍老的模样，弯着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吴松桥说：“我专程赶到余姚来找你，是想请你到我们家去一趟，有要事商量。”老郑紧张地问：“是桂英出事了吗？”吴摇摇头，又拍着自己像10月怀胎的大肚子说：“桂英很好，是我得了肝腹水。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所以来求你同桂英复婚。”郑涨钱急忙阻拦道：“桂英不能嫁我。我尝过这种苦，不该再轮到你来尝。”
郑涨钱坚持不见刘桂英，却捎去了1500元生活费。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援助他所爱的人。
不久，吴松桥离开了人世。坎坷的生活留给刘桂英一身债务。在这危难关头，郑涨钱出现在刘桂英的面前。他悄悄地把吴松桥的遗体背上山，埋进14年前就为自己准备好的坟墓中，同时更换了墓碑。料理完这一切，郑涨钱轻轻地理了理桂英的头发，低声道：“别愁，有我呢？！”
1992年2月18日，郑涨钱和刘桂英肩并肩走进泗门镇人民政府办理了复婚手续。
晚上，刘桂英缓缓打开吴松桥临终前送给他俩的礼物——一对花烛。花烛柔柔地、高高地燃起来。桂英告诉久别的丈夫，吴松桥留下的遗言是：“真想再为你点一次花烛……”
复婚后的郑涨钱依旧干他的流动货郎，而刘桂英忙里忙外，和谐而又幸福。笔者近日采访这个特殊家庭时，他们已喜气洋洋地搬进了92平方米的新房。24岁的大女儿郑平波在余姚一所学校任打字员；18岁的二女儿吴丽萍在余姚卫生学校就读；16岁的小女儿吴丽君已学得一手娴熟的理发技术。在这个历经磨难的特殊家庭中，因为每个人的心灵结合在一起，所以充满了一种特别甜密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