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商子雍
认识丰光是1980年春天的事，当时省作家协会租用省党校的几间房子办读书班，组织全省各地的中青年作家参加，每期10人左右。我和丰光是第二期的同学（因为主持这件事的是省作协的黄桂华老师，故而我们戏称自己为“黄埔二期”），同学中还有作家贾平凹，诗人商子秦、刁永泉，评论家白冠勇等。不过，当时丰光是用自己的原名袁林发表作品，所写的也不是散文杂文随笔而是小说。
据我所知，丰光是西安市第九中学初六七级的学生，1968年被驱至眉县“上山下乡”，四年后被招工安排到当地的一个果树研究所当工人。参加省作协读书班时，正值他历经千辛万苦调回西安。“文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场苦难。但由于丰光是以一种智者的姿态去面对这场苦难，透过苦难去积极思考社会、反复咀嚼人生，所以苦难对他而言就不仅仅是一种经历，而是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一笔财富。
丰光是在1984年考入西安晚报当编辑的。起初我们在文艺部共事，后来我又离开文艺部去理论评论组工作，再往后，五年前我受命组建周末专刊部，又拉他加盟。现在，他是西安晚报周末专刊部的副主任，同时兼任着西安市作家协会的理事。同十七年前参加省作协读书班时相比，丰光显然已经步入了一个成熟期，开始获取人生的果实。
成熟的标志之一是他作为一名称职的编辑，不断向读者奉献着优秀的精神食粮。实事求是地说，西安晚报的周末专刊是时下较受读者欢迎的一份报纸大副刊。之所以能如此，我们自己总结有以下几个原因：坚持了面向大众的方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保持着稳定的质量。对以上三方面优势的拥有，丰光在周末专刊部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朴实的办报作风，超俗的选稿眼光，高超的编辑水平，加之善于与人共事的健康处世哲学，无论是对一个团结的周末专刊部，还是对一份高品位的周末专刊，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
成熟的标志之二是他作为一个出色的作家，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散文、杂文、随笔作品。我以为，一个成功的散文、杂文、随笔作家，如下的素质是缺一不可的；他必须是一个思想家；他必须大量读书，广泛涉猎；他必须有富于个性的文字表达能力。这样，他才有可能在尽可能短的篇幅里表达尽可能深邃的思想和尽可能广博的内容。而丰光，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能言人之不能言、不敢言、不会言，特别是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更见其深刻和独到。这种思想的力量，再加上他人格的力量，才促使丰光多年来始终对封建主义、对极左思潮嫉恶如仇，始终站在人民大众一边，为推动历史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奋力呐喊。丰光作品的文字我也很喜欢，尖锐而不尖刻，流畅而不粗俗，幽默而不油滑，且有浓郁的书卷气，起码在陕西的散文、杂文、随笔作品中，是堪称一流的。
但遗憾的是，丰光的作品似乎尚不曾在评论界得到应有的尊重，对此，我曾大感愤愤不平。但其实，古往今来，这种现象都并不鲜见。象丰光这样一介书生，只知埋头编辑、写作，既不去结帮组派垒一座山头树一面旗帜，也不去找三五个哥们儿互相吹捧大肆炒作，更不去求领导或名人题词作序虚张声势，尤其不会自我感觉永远良好到处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所以，他们被多少有点儿媚俗的时下评论界忽视，也许是一种必然。好在历史无疑会是公正的。最近，我认真阅读了丰光刚刚问世的作品集《随风而逝》，深感较之那种靠“大搞群众运动”方式搞出来的所谓作品，谁个终将被历史淘汰，是现在就可以得出结论来的。
因此，丰光应该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