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运海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人们越来越感到人才难得。然而，在21世纪的门槛之前，中国人才市场却亮起了引人注目的红灯……
人才大战狼烟四起
有人戏称：中国啥都不缺，就是缺人才。一位外国学者也曾认为，中国虽有10多亿人口，但多数是消费性人口，真正的经济人口只有1个亿。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平均5187亩耕地才有一名农业专门人才，4819头牲畜才有个畜牧专业人才，200万亩草地才有一个牧业专门人才。
于是，一场未见硝烟的人才大战，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正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蔓延。
在深圳，“中国青年旅行社”的几名骨干集体跳槽加入了中国旅行总社，并将其在工作中使用和保管的部分档案带走。与此同时，“中旅”用这批人马组建了“中旅”欧美二部，致使“青旅”的境外客户一周内减少了2/3，由此损失经营利润超过300多万元。
像这样的例子在经营性企业中不乏其例。在生产型企业则更为突出。在生产型企业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之争就是技术之争。于是，专家和科技人员跳槽，管理人才移位，关键工艺和技术、图纸、甚至发明和机密都流失了。
“猎头”是与非
应该承认，人才的合理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于是，一种被称为“猎头”的公司应运而生。所谓“猎头”，即专门从事猎取人才、挖掘有头脑的有学识的人的个人或人才机构。
1992年6月18日，沈阳维用猎头中心正式挂牌，首开中国猎头业之先河。从此，全国各地一发而不可收，猎头公司纷纷挂牌，一时遍布全国各地。
猎头公司对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等，功不可没。但也有猎头公司在营运过程中，违章犯规，耍尽各种手段，采取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扰乱人才市场的正常秩序。
某地化工厂与另一化工厂同属一个主管部门。乙厂从外地引进一位高素质的推销员，使企业如鱼得水，在市场上屡屡抢走甲厂的生意。万般无奈之下的甲厂想到了猎头公司，通过调查研究，猎头公司发现乙厂对该推销员并不信任，于是，猎头公司巧施“离间计”，致使乙厂长与该推销员闹得非常紧张。该推销员一怒之下，递了辞职报告。最终，甲厂轻而易举地将对手的“王牌”攫为己有。
国有企业的震荡
国有企业在这场不见硝烟的人才大战中，处境尴尬，举步维艰。
东北国有大连机床厂总经济师、总设计师及总会计师3人，同时被甘林子区红桥镇挖到一家村办企业“插队落户”，创办大连机电设备制造销售公司，并筹建渤海机床厂。全厂上下一片震荡，该厂设计部门、经营部门及装配车间近50名骨干力量，不出两个月也相继被挖走。
没过多久，淄博“大机”的“三师”由于种种原因也毅然出走。
大连机床厂“三师”出走，导致该厂关键设备全部或大部停工，企业处于瘫痪状态。因主要设计人员短缺，设计能力和档次大降，设计产值一下子减少600万元。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受伤”的国有企业还面临着潜在的威胁：留下来的人才有不少的人“人在曹营心在汉”。这是因为，流走的人员在新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后，将自己的工资、住房、消费及工作环境等信息直接反馈回本单位或亲朋好友，于是那些本来想“固守”的人也被逐渐动摇了。
21世纪：呼唤人才
人才流失触目惊心。80年代以来，鼓励出国留学成为我国开放搞活的重要举措。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突破20万人，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西方国家则采取给予永久居留权及免交学费等“优惠政策”截留我国人才，致使学成回国的人员仅占1/3。
21世纪正朝我们走来。新世纪呼唤人才。但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退休的高峰期也随之而来。在清华大学，1992年一年就有退休教授36名，副教授79名。1994年，中国科学院统计表明，科学院系统的高级研究人员人均年龄超过55岁，到2000年正好超过60岁。1993年全国高校近两万名教授中，年龄在61岁以上者近7000名，57至60岁者近8000人，二者相加共占总数的78.4%。有人对世界著名发明家700多人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61%的人在25岁以前便有首次发明，40岁以后开始有发明者仅占3.6%。其中，首次发明的平均年龄为21.3岁，76%的人在35岁以前便获得了第一个专利，而最活跃期为25至29岁。这说明我国的人才不仅匮乏，而且人才的结构，其中包括年龄结构也很不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才市场危机四伏。
南京大学教授张彦指出：我们的科技界过去一向重义轻利，在社会转型期，科技人员的社会角色也必然受到冲击。当“利”字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该怎么办？我的观点是，人才流动中必然有一种价值取向，但在义利相矛盾时，要舍利取义。
现阶段的人才发现与人才流动中，会出现这样与那样的问题，这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有识之士指出，面对人才流失等问题，以及发现潜在人才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一定要立法。而依法管理和发现人才的关键环节之一，是处理好人才和技术发明及商业秘密的关系，处理好人才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及合理利用人才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