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青
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正视现实，赞成共和，于民国元年（1912）9月从日本回国，投身政治，于次年出任北京政府袁世凯总统的司法总长。梁启超从政事袁，据他表白，说是“很有点痴心，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梁启超爱国爱民，他“惧邦本之屡摇，忧民力之徒耗”，因而想发挥自己的才智，帮助袁世凯建设国家。但是，袁世凯是个野心勃勃的一代枭雄，窃盗了总统宝座还未满足，还想当皇帝。民国四年（1915）春，梁启超应袁世凯长公子袁克定的邀请，参加春宴，席间，得悉袁氏父子正在筹帝制，感到问题严重，到手了的共和，岂能随便丢掉？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必定会遭到国人的反对。此刻，梁启超对袁世凯拉开更大的距离了。不久，他不仅辞去司法总长，连后来委任的币制局总裁之职也辞掉了。但袁世凯还是设法想笼络梁启超，就在这年3月，特别聘请梁启超为政治顾问，还派他去沿江（华东）各省考察司法教育。这时，梁启超已经开始酝酿反对袁世凯称帝了。为方便行事，梁启超从北京搬去天津居住，并先后召集蔡锷等人商量谋划。
这年8月，由杨度等“六君子”筹备成立一个“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出谋策划。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属于梁启超进步党的徐佛苏和袁思亮两人跑去见杨度，说：“老杨呀，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让任公参加？”于是杨度就找到梁启超的挚友汤觉顿和蹇念益两人去天津和梁启超商量。
可是，杨度没有料到，这时梁启超已拿起笔杆，大造反袁称帝文章了。原来，梁启超和蔡锷等已商定：如果袁世凯宣传登基做皇帝，就揭起讨伐的大旗。蔡锷暗中组织军队，靠的是枪杆子；梁启超大造舆论，靠的是笔杆子。梁启超得悉“帝制派”已写好袁氏称帝宣言，他再也不能缄口了，立即写了一篇讨袁檄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准备在报刊发表，公诸于世。袁世凯知道了，十分害怕，担心文章见报后影响自己做皇帝，即派心腹杨度（一说梁士诒）往天津向梁启超疏通。
梁启超接见袁世凯来使以礼相待。来使开门见山说：“袁大总统即将大庆降临，念及参政（指梁启超）辅佐之功，特命鄙人送呈支票两张，一张面额10万元为令尊庆寿补仪，另一张面额10万元，助先生出国旅行川资，请笑纳。”说完，便从衣袋里掏出两张支票，看见梁启超不动声色，就把支票放在桌子上。
梁启超知道袁世凯拿金钱来收买他了，心中异常忿怒。但想看看袁氏还要耍什么花样，只得忍住火气，说：“无功不受禄，卓如不敢收领。”
来使忙道：“大总统的意思，听说你近日写了一篇议论国体的文章，恐怕对他不利，希望不要公开发表。”
梁启超哈哈大笑，说：“袁公用20万元收买一篇文章？太破费了吧！请你回去告诉大总统，我这篇文章已送给《大中华报》报馆准备发表，多少钱也不卖，请你把两张支票带回去吧！”
不久，那篇文章见报了，奏响了反袁护国运动的先声，推动了全国的护国运动。而梁启超拒贿，也成为政坛上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