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遇刺内幕

文/迎春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早晨七点钟，大会代表们照例上紫金山中山陵谒陵，九点钟在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开幕式。开幕式主要由汪精卫报告了六中全会召开的意义。接下来就是拍照片，一百多名中央委员相继步出大礼堂，一起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口前摄影。坐的坐，站的站，共分五排。很快摄影就结束了。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打算登楼参加预备会议的时候，突然一个身影从记者群中闪出，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拔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击三枪，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肋骨上。汪精卫应声倒地，顿时场上大乱，国民党要员们连滚带爬，自顾逃命。站在汪精卫旁边的是文官张继，他迅速奔到狙击者身后，将他拦腰抱住，狙击者又挣扎着打了两枪。紧接着张学良走上前去，一脚踢落了他手中的枪，汪的卫士也连忙开枪还击……

举枪行刺者是孙凤鸣。他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被当场击成重伤，胸肺中弹，于捕后第二天死在中央医院。事发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抓住蒋介石当时不在现场的事实，认为这是蒋介石下的毒手。由于蒋也搞不清到底是谁干的，只得忍气吞声。他一方面命令戴笠“限期擒拿王亚樵归案”，另一方面通缉晨光通讯社主要成员，悬赏10万元缉拿晨光通讯社社长华克之。1936年4月，军统特务也把侠士王亚樵当成主谋，将其击毙于广西梧州。

时间过去了60多年，究竟谁才是这桩曾震惊全国的“南京刺汪案”的主谋呢？其实，真正的主谋者是华克之，就是当时任晨光通讯社社长的胡云卿。

华克之，江苏宝应人，1923年考入金陵大学，并参加国民党，他思想进步，机警伶俐，不为蒋介石所收买利用，因而遭到拘禁，后由吴稚晖保释。出狱后，与蒋介石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暗下刺杀蒋介石、汪精卫的决心。1929年华克之在上海新新南里232号租了一座小楼，与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志同道合”者经常在此聚会，共同密谋刺杀蒋介石和汪精卫。很快刺杀计划就付诸实施了。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们就疏通了各方面的关系，为刺杀蒋、汪而专门成立的“南京晨光通讯社”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开张了。华克之任社长，换用假名胡云卿。孙凤鸣为记者，贺坡光作采访主任。他们各显身手，很快就在南京打开了局面，逐步取得了国民党政府、中央党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卫戍司令部等重要机关的信任，晨光社记者可以自由出入这些机关。其实，他们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接近刺杀的目标——蒋介石。

1935年10月，晨光社获悉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定于11月1日在南京召开，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刺杀机会，这一天蒋介石必定出场。行伍出身的孙凤鸣主动请缨，担负起这五步流血的使命。孙凤鸣是晨光社的重要成员，江苏铜山县人，他血气方刚，对抗日态度暖昧的蒋介石、汪精卫十分憎恨，曾誓以流血与蒋、汪一拼。在华克之策动下，孙凤鸣在玄武湖畔与妻子崔正瑶诀别，挺身担负行刺重任。

10月31日，孙凤鸣洗了澡，又好好地睡了一觉。唯一使他们不安的是记者出入证还没有拿到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几天来，贺坡光差不多每天都去缠住中宣部新闻事业处长彭革陈。此人就是不肯通融，一再拒绝。11月1日天刚亮，贺坡光又去找彭革陈，这回拉上中宣部总务处的吴璜和周希龄两人去说情。彭革陈再也没法推辞了，八点钟方签发了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的出入证，号码是“第六十三号”。贺坡光忍住心头的剧痛，送他到中央党部门口。此时正是中委们谒陵回来，孙凤鸣马上混到中外记者群中，等待最后那一瞬的到来。谁知蒋介石没有出场参加摄影。无退路可言了，孙凤鸣只好将仇恨的子弹射进第二号卖国贼汪精卫的身躯。

行刺事件后，华克之立即遭到国统的通缉。他只好时而扮成年迈的老人，时而扮成西装革履的巨商，时而和夫人尹彭化装成穿日本和服的夫妇，出没于交际场所，对军统特务视而不见。1937年华克之去了延安，以后经常去香港、新加坡等地，为中共地下党提供资财和物资。沈醉费时11年追捕他，最后还是一无所得。

话说蒋介石那天为什么不出场。事后据军统方面透露，这也并非出自偶然。因为那次大会在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大团结会议，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各省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马弁二名，蒋介石本就生性多疑，他心中一动，谁能保证马弁中不会有异动者？因此在中委们步出会场时，他却去了秘书长办公室找叶楚伧查讯，为什么今天秩序这样不好？叶的回答不得要领，蒋就决定不出场摄影。结果倒是让汪精卫这个大汉奸替他饮弹，蒋介石却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