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萍口述 蒋建平整理
1996年，当时年仅23岁，大学毕业工作刚刚一年多的我，有幸作为中国的一位年轻访问学者，赴英国开始了一年多的中文讲课生涯，回想这一年多难忘的授课经历，迄今心情激动不已，往事历历在目。
在特伦特大学迷路
到达英国的次日，我匆匆安顿好住宿就前往我将执教一年的特伦特大学。根据访问学者的协议，特伦特大学每年邀请中方一位访问学者讲授中文，食宿均自理。因此，我到英国后的一切交通、住宿都由自己安排，学校仅告诉你每周上几节课，何时上课以及教学目的。由此可想象，我在英国教中文的日子并非舒适，很大程度上是比国内还苦。我骑单车到了特伦特大学，负责接待的教务处主任简单地向我介绍了该校以往的中文教学之后，就给我一张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地图，说让我看着地图，熟悉熟悉校园环境。于是，我手拿地图在校园里兜了起来。殊不知，英国的校园是开放式的，不象中国的大学都有围墙封闭的，因此，我走了一阵就迷失了方向。正当我苦苦按照地图的标示寻找学校的方位时，突然走来一位身材高大，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对了，有事找警察！于是，我迎上前去问这位脸比较慈善的英国警察，去特伦特大学的路怎么走？这位警察似乎很惊讶，他用不安的语气说：“这个区叫雷德福特，是个红灯区啊？你一个亚洲小姑娘独身在这里干什么？”当他听了我迷路的解释后，他关切地说，“以后有什么急事，就拨打911，转一下警察局即可。”我点了点头。接着，池主动提出送我回校园。在回校的途中，他主动与我攀谈起来，他问我的英语为何如此好，甚至比英国人发音还纯真，然后，又问我从哪里来？我让他猜，他一会儿说我是日本人，一会儿说我是香港人，当他最后得知我是来自中国大陆，到英国教中文时，他好象非常羡慕，他说，如今有很多英国人在学中文，他也很想学一学，但是苦于没有老师，我告诉他可以报名参加我的讲课时，他那宽大结实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难忘的第一堂中文课
虽然自己在国内受教育10多年，又经过大学4年的生活，对教学应该不陌生；但是此次毕竟自己站在讲台上当老师，而且是给一群肤色、毛发、国籍不同的老外上课，难度可想而知。根据校教务处安排，我每周上两个晚上的课，每次两节。前半年为初级教程，学语音单词，后半年为中级教程，学一些日常会话，一年教学后，使学生可以达到说一些简单的汉语。9月下旬，我开始了赴英的第一堂中文课，由于心中无底，我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将课上想要讲的东西都背得滚瓜烂熟。然而，当我走上讲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学生，我竟紧张得将脑子里记的东西都忘掉了。只见学生年龄小的刚刚高中毕业，大的70多岁，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有女的，有金发碧眼，有红发灰眼，还有黑发黄皮肤的。他们中有的是为到中国旅游而学中文的。有的是为了到中国经商打点中文基础的，还有的则是为了拿学分或者学点中文不忘祖宗的。他们中有英国人，还有不少来自德国、法国和印度的，有些则来自东南亚。正当我不知如何开始讲课时，有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突然发难，“老师，您几岁了？”紧接着另一位小伙子又提问，“老师，您结婚了没有？”这时，我想如果纠缠这些问题，那么肯定要演变成一堂闹剧，其结果，教学计划完不成。于是我快刀斩乱麻，突然用高嗓门提问，“有谁能说出中国在世界的什么地方？”这一招果然显灵，顿时，课堂变得安静起来，只听得下面在乱猜，没有谁能说得正确。”见此情景，我打开了幻灯片，用教鞭指着中国的图形位置，让学生们有了感性的认识。这样，我靠着幻灯片，竟将闹哄哄的课堂秩序扭转过来。接下来，我教学生们学习拼音，当学习发a的四声音时，教室里回响着一片嚎叫声，令人忍俊不已。当我习惯地拿起讲台上的笔在黑板上写拼音字母时，我竟发现无论如何也擦不掉。原来我用的是擦不掉的染色笔，这急坏了我，后来，教务处用了一种特殊的喷漆才将其涂掉，这令我十分尴尬。第二堂上课时，我发现黑板的右小角落里贴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请老师下次别拿错笔。”令我激动不已，十分难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