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文/鲁莽
人和动物之间，如果真的是有一点什么区别的话，我想，穿不穿衣服，大约可以是一个判别的标志了吧？我们早在黄帝时期，就“垂衣裳而天下治”，服饰文化自然源远流长。西洋人开化得比我们晚，但他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也还是知道采几匹树叶来遮遮羞。所以比其他的动物多一层包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当不假。
既然服装是做人的标志，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为了人的社会地位的标志。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国度，服装作为人的身份的符号，更是成为了专门的学问。一部《仪礼》，大半的篇幅，是在规定各种场合下的穿着。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期，服饰作为身份的标志，硬是半点也不能乱套。所以《水浒传》里面的阮小七，因为一时戏耍，穿了一回方腊的赭黄袍、龙衣玉带，就被童贯蔡京之流奏过天子，追夺了宫诰；而《儒林外史》里面的乌龟王义安因为戴了方巾出去吃酒，撞上两个破落秀才，被打了个臭死，最后还不得不从腰里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才得以脱身。瞧，礼仪之邦是多么看重服饰方面的礼仪！
其实，在历史上，服装不仅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象征，也代表着一定的政治倾向。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众所周知的改革举措；晚清末年满大人顶戴花翎参加大英帝国的国宴，当然也是一种廉价的爱国主义。据鲁迅先生讲，“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彩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及至革命成功，要弘扬“国粹”的时候，“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众议，那议决也是：袍子和马褂！”袍子和马褂从异类到国粹的演变，正好体现了当时所谓“革命者”“革命方向”的大转变。
当然，服饰与革命连在一起，并不止于清末。“文革”期间。破“四旧”，禁“奇装异服”，剪小裤管，是响当当的“革命行动”。即使到了八十年代，我从学校毕业时，父亲还特地来信叮嘱，万不可穿西服去单位报到，以防给领导留下倾向西化的不良印象。殊不知眨眼之间，西服的地位竟一落千丈，从洋派人物的标志沦为“阿乡”的装束了。西服与马褂的兴衰历程，何其相似！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的文化特别地牢固的一个佐证？
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为穿衣而穿衣的人，大约只算得上是个模特儿吧？而以衣帽取人，以衣帽骄人，则更是可笑得不得了。说老实话，我就顶瞧不起对人家的穿戴说三道四的教师爷，认为他们非常地浅薄和陈旧。毫无疑问，服饰可以折射世情，却不能兴邦或者丧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不妨反问一句：披一件马列主义的外衣，难道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