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日乾
“多少有些意外”，这话摘自1998年11月9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老百姓拿什么为他们送行——武隆一起民告官事件的调查》。“他们”是重庆市武隆县鸭江镇镇长崔云峰及其副手杨尚志。1997年，这两位在该镇工作多年的干部奉命调离。“老百姓拿什么为他们送行”呢？不是鲜花美酒，不是锦旗赞歌，而是一次次的控诉，一次次的检举，而且“这些寄往中央、重庆市、武隆县的控诉书、检举信、全都按着一个个血红的手指印，最多的按了516个！”——“令武隆县委领导们多少有些意外的”，就是这起民告官事件。
记者的这句话是很值得玩味的。意外就意外，不意外就不意外，怎么是“多少有些意外”呢？记者调查的焦点是“崔云峰、杨尚志在鸭江镇究竟干了些什么，被群众戳脊梁骨戳得这么厉害”，对于武隆县领导极少涉及，所以这“多少有些意外”的深意就得我们靠常识猜测了。
我猜，这话的基本意思是：“不怎么意外”。换句话说，崔杨的所作所为必将或者已然引起公愤，这一点县上原是知道的。鸭江镇搞所谓“三大战役”不可能不向县上汇报，就是为此所组建的“突击队”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赫赫“战绩”，县上也不会不知道。一，崔云峰在“战”前有动员，这动员有指导思想：“中国的农民就是服整”；有响亮口号：“强行致富有理，强迫种烟无罪”；有总体要求：“要叫农民到处去借钱来缴，要势如破竹”。这都是公开的，豪情万丈的，县上怎能不知？二、“突击队”少时十几人，多时超过百，浩浩荡荡，气势如虎，所到之地，抢粮抢物，抄家抓人，体罚拷打，关押勒赎，“一时间，许多人哭着四处借钱”，鸡飞狗跳，民不堪命。如此大规模的扰民害民行动，我想，就是坐在县委大院里足不出户，无论东西南北哪面的风都会吹来一点民间疾苦声吧？何况，一些深受其害的农民已经上访到县里。既然知道崔杨们“确实把当地的农民整惨了”，那么，“民怨沸腾”当在武隆县委领导们的意料之中。也说不定正是了然胸中才把他们调离的呢。
那么，为什么又“多少有些意外”呢？虽说自古有言：“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群众被整得太惨，自然要戳你的脊梁，个别胆大的上访上告也属难免。但群众毕竟就是群众，一盘散沙，告几次看到不见大效也就不告了。没想到鸭江镇的农民还这么不依不饶，而且是这么大规模的行动，所以便“多少有些意外”了。
如此说来，崔杨等人害政欺民肆意妄为而最终激起公愤招致大批群众喊冤告状一事，武隆县领导也该有些责任了。报道说，邓绍清老汉家1000多公斤包谷被无理抢走，他反映到县上，虽领导作了批示，但崔杨软拖硬抗直到他们调离问题仍未解决。县上为什么不一管到底动真的呢？不是在种植烤烟“战役”中，有好几个乡镇党委书记因为跟县上领导慢了半拍被撤了职吗？在退赔邓老汉粮食的问题上崔杨慢了几十拍，为什么不撤呢？凡是我真心下势抓的事，就只能紧跟而不能慢步。慢半拍，叫你靠边站；而紧到强迫命令也只是方法问题，违法乱纪也可以眼睁眼闭，至于民怨沸腾就更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在武隆县领导眼里，是否党的工作与群众利益是对立的，在权衡取舍时只有伤害后者？
清代学者洪亮吉在论述当时吏治不肃的情况时说过：“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乎？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所大损而已。……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几乎是人人皆知。近年来，乡镇干部与群众之间普遍关系紧张，这恐怕与他们的上司的偏袒不无关系。明知下属虐民太甚，又无意狠心为民申冤，群众上访一般只作貌似公允、两无大伤的“调停”，内心深处却以为“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所以即使怨声盈耳、状纸满天，也只“多少有些意外”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