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志君
大师是从遥远的省城来的。大师瘦长的身影一从坡底下升起来，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山里难得见一个陌生人，更何况是一个来自城里的陌生人。人们放下锄把和犁铧，跨过田间的沟垄，互相呼唤着，来到山路边围观大师。大师白净的脸庞上架一副酒瓶底那么厚的眼镜，穿一身干净的中山服，一路风尘，而他的头发竟梳得出奇地整齐。大师向前走，步履不疾不缓，一投足、一甩手都有一种优裕自如的从容和超然。大师向人群颔首微笑，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噢”一声，不知道再应该说点什么。
大师是犯了政治错误的“右派”。这是大队支书夜晚在油灯下告诉那些叼着旱烟袋的支部委员的。山里人性格憨直敦厚，他们认定了身体单薄少言寡语的大师是个好人，他便是个好人。生产队分瓜分杏分口粮，总忘不了有大师的一份，大师感动得连声道谢，眼镜片后的目光湿漉漉的。可人们发现大师总有很稠的心思。黄昏收工后，大师总背着手，佝偻着高瘦的腰身，沿着开满野花的幽静的山间小道慢慢地走。月色溶溶，远山升起了淡淡的雾霭，各种昆虫的鸣叫次第响起，月光下的大师显得异常孤独和凄凉。
一个偶然的机会人员才知道了大师是艺术家。那天中午，公社通知说第二天地区要来检查农村革命工作，大队支书慌忙布置人员准备欢迎仪式。村口羊圈的十几堵墙上要写标语。初中毕业的大队文书挣扎出满身汗珠写的字依然象龟爬一样丑。这时有人想起了大师，赶紧去请。大师手持刷子，颤巍巍地爬上梯子，人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大师停在梯子顶端，微眯双眼，深吸一口气，一刷子下去，一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一气呵成。这个字有墙那么高，也有墙那么宽，围观的人嘬起嘴唇发出连连的赞叹声。十几个大字写完，大师飘然落地，双眼炯炯有光，腰杆笔直。人们发现，他风纪扣扣得严整的衣服上连一滴白灰也没沾上。
第二天，地区革命委员会来了一位肠肥脑满的官员，他问起大师的情况，然后厉声喝斥：“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村子，放到后山打石头去！”大师于是又被发配到了更加偏远的后山。
大师在后山一呆就是四年。大师的眼镜片被小石子碰碎了，用胶布粘着；大师的手掌已被石头磨得粗糙，还有一条条细长的疤痕，手指骨节粗大，几乎要撑破黝黑的皮肤，指甲盖全都被铁锤砸得断裂脱落。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手吗，谁能知道，这双手创作的画和书法作品被东南亚博物馆和日本皇室收藏过，而他却在中国最偏僻的山村里，用这双精巧的充满灵气和智慧的手砸石头！
大师依旧衣着整洁，长衫长裤，哪怕再炎热，他也绝不会解开衣扣。在这个女人不会涉足的世界里，充满了荒蛮、粗砺和狂野，人们只穿着一条裤头，头发蓬乱，满身臭味，满嘴秽言，而大师每晚总要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晾晒在热烘烘的石头上。他沉默不语，饱含忧患的眼睛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山风吹过来，他单薄的身体一阵颤抖。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侯，要坐到天亮。
四年里，砸石头的民工换了一拨又一拨，而大师依旧拿着他的钢钎，编在下一拨民工的队伍里。
“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又是那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来到我们村。他的肚子比四年前更大了，一走动就左右乱晃，几个在老槐树底下纳鞋底的老太婆捂着嘴偷偷地笑。他的官职更大了，管全省的“平反昭雪”。他坐在大队部的太师椅上，让大队文书从后山叫来了大师。大师尽管苍老了许多，可依旧昂着挺胸，目光犀利。大肚子官员斜倚在太师椅上，故意一字一板地宣读了文件。也许他想大师一定会跪在地上，感激涕零，然而没有。大师表情依然沉静，眼光越过他光亮闪烁的秃顶，望着一个遥远的地方，淡淡地说声“知道了”，就转身离去。他的脚步响亮而沉着。
大师是最后一批回到省城的“右派”。
半年后，大师用他补发的工资买来了一台粉石机，安装在后山。粉石机日夜歌唱，而大师却再没有回我们村。
省城里的大师日夜创作，他农村题材的画作轰动了画坛。我也只是在报纸上才能了解大师的行踪和近况。
两年后，大师因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 全村一片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