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子宏
钱钟书的为人处世有着一种宁静淡泊的智慧。他平心静气地面对人生，以超凡的达观对待世俗的生活。钱钟书把人生喻为一本大书，把自己的散文喻为写在人生边上的，并讲：“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钱钟书正是以一种“随便和从容”来阅读人生的大书。成绩和名利未曾使他喜形于色，坎坷的遭遇未曾使他怨天尤人。人生的一切际遇，在他心中波澜不惊。“文革”中，他及夫人杨绛成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头发被人纵横剃成“十字头”，饱受折磨，但他默默地忍受着“牛鬼蛇神”和“莫须有”的罪名，依然显得“随便和从容”。在晚年，钱钟书夫妇谢绝了一切的采访，也从不在任何会议上露面。他们的点滴时间，都用在做学问上，并声称“我们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1990年，电视台《围城》播映时，恰逢钱先生八秩大寿，中科院要给他祝寿。人们也以为，两件大事，钱氏夫妇露面是难以避免的。结果，他们依然故我，丝毫不为名利所动。即便是《东方之子》栏目组采访他，也被他坚决地推辞了。就观众而言，钱钟书的拒绝采访，显得过于倔强，但他对名利的淡泊，确实值得后人赞叹。
钱钟书以其独到的睿智和幽默，面对着世事的各种纷争和骚扰。他的《围城》，堪称幽默小说的典范，其中的不少情节让读者忍俊不禁。文革时，钱钟书夫妇被视为“牛鬼蛇神”，他们认真地制作了自己的牌子，按着规定的长方形或圆形，精工巧制，工楷写上自己的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杨绛在夜间发现床单上有一只支离破碎的死老鼠。钱钟书却幽默地说：“这是好兆头，死鼠内脏身躯分为两堆，离也，鼠者，处也。”结果一件倒霉的事情，被他解释为“离处”，即离开居住的地方（“五七”干校）。1980年，《围城》重印后，登门造访的读者络驿不绝，都被他拒绝。他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讲：“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曾有18家电视台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电视策划者登门拜访，声称被拍摄者都会有一笔报酬。钱钟书笑答：“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难道还对钱那么感兴趣。”一句幽默而分量极重的回答，将其豁达和无欲则刚的人品袒露于我们面前。
钱钟书在《论俗气》中写道：“天下不愁没有雅人和俗人，只没有俗得有勇气的人，甘心呼吸着市井气，……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抵抗，仿佛魔鬼的反对上帝。有这个人么？我们应该像敬礼撒旦一般地敬礼他。”如今，当回顾他的一生时，我们发现，他便是“有胆量抬出俗气跟风雅抵抗”的俗人。他与世无争，独善其身，他不求名，不贪利，如此一来，这世上还能有什么力量能够击垮他的精神世界呢？钱先生去了，但他的凛然大气，为后人开辟了一块心灵的栖息地。他的学问和人品，将永远被后人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