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国强
从香港的早报上意外地读到了白光女士的讣闻。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白光的名字。毕竟她所代表的一切已是昨夜星辰昨夜风。出于怀旧的情怀，香港的报纸配发了纪念白光的文章，夹杂在花花绿绿的娱乐版中聊作点缀。
4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白光弃文从影，很快便以夺目的光艳红透上海滩。她妖娆、冶艳的扮相频频打印在广告牌与杂志封面，香软柔腻的歌声也曾响彻上海市民的电唱机。后来，她去了香港，继续拍电影；再后来，辗转来到新加坡，养病养老。铅华洗尽，红颜难驻，不再有男子纷纷呈献的殷勤与掌声。息影林下，深居简出，她静待生命的消殒。今年的第一场秋雨飘过，这个曾经色艺双绝的女人就在繁华早已落尽的寂寞中悄然死去。
白光没有拍过一部堪称经典的影片，但她却成为一个时代某一特定阶层的象征。白先勇笔下的没落贵族以对附丽于这一阶层的高级歌女、舞女，在50年代的台北怀念着40年代的上海，怀念着百乐门歌舞厅的富丽堂皇，也怀念着昔日令炫目的霓虹也为之黯然失色的白光。怀旧是精神的乡愁，是对于命运的追恋与相思。台北不是上海，纵然海天相隔，那些失势的达官，中落的贵人以及色衰爱驰的歌女、舞女也会在忠孝东路彻夜和歌吹中回想起黄浦江畔的迷离灯火。乡愁裹着相思，想思裹着怀旧。寂寞中他们小心地拭去唱片上的灰尘，再听一听白光的歌声。白光是他们失落的那个时代的偶像，白光能安慰他们已然苍凉的胸膛。
文化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无论是白光所代表的那座在殖民经济下畸型繁荣的旧上海，还是白先勇笔下那些割不断与大陆血脉相联的“台北人”，都无疑在民族文化深广的背景中代表了这个民族的一份乡愁，一份追怀，一份沉博的忧郁与斑驳的侧影。
白光的时代已是尘封的久远。服饰在变，时尚在变，广告牌与杂志封面的人物也在变。可生活总有些基本的层面是不变的，至少永远不变的是一张张黄色的脸。且不妨偶尔回首，借助昨夜的星光，看昨夜的长风，如何拂动一条闲垂的丝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