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传泽
我是记者，这是一年前的事了。当时踌躇满志地认为环境对自己的才华和意志消磨是一种悲哀，就把梦幻塞进背包，潇洒南下羊城。
经历了一番颠沛流离的辛苦，终就职于一家国家级大报当上了记者。就在部主任把“记者证”递给我的那一瞬间，颇有走失的孩子归家之感，激动得欲哭无泪。
上班时，享受着无尽的舒适，高达四十七层的十四楼一点没有高空的感觉，乘着电梯上下，日夜空调侍候，很空虚却极自由。部里从未安排过什么业务，只有同室的七部电话有六部时常忙个不停，我的那部却独守清静，受尽委曲。同事们忙不迭地同大公司、小企业联系什么采访，出口就自报家门，我是中国某某报的，但从他们低三下四地答问中我体会出了种种无奈。
时间一长，同事问我最近联系了什么业务。我答没有。她神秘地递给我一个本子，笑而讨好地说，看你是初出道的，我给你提供资料，咱俩业务提成。我边道谢边展开本子，只见许多集团、公司、企业和某某部负责人的电话号码。冒昧地问了一句，敢情是做广告的。对方嫣然笑答，别砸了饭碗。
这也叫饭碗么？我急去找部主任说，我是你们招聘的记者呀，怎么能做广告呢。部主任不紧不慢应答，你先熟悉一下的啦。于是，熟悉了一个月，只帮部里写了两篇稿子，月底发薪，我却没份，因为没有拉到赞助。看来只好放下斯文，讲点实际了！第一次拿起属于我的那部电话，拨通了一家企业的电话号码，刚说出我是中国某某报的，“记者”二字尚未出口，啪！对方就把电话挂了。我内心深处蒙受了一次莫大的侮辱，才知道，自己压根不是记者。于是也就结束了我的“记者”生涯。
现在，回到陕南边城的我，偶有“豆腐块”见诸报端，却被朋友戏谑地冠上一顶“记者”帽子，享受着一些鲁迅先生留学东京时“物以稀为贵”之类的特殊优待。至此，我终于明白生活的充实原本就是要脚踏实地，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