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跃泉
唐朝大诗人杜甫，一生中大都在穷人中生活，颠沛流离中谋节度史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而辞。然而他的《杜工部集》却流芳千载，他为穷人写下的诗篇，感人、动情，在他那个诗兴文盛的时代中，有如此悯人情怀的，不是很多。为众多谋生计拼命地贫耕苦织，为无权无势的贫民们歌哭一生，难得有《春望》、《三吏》、《三别》、《秋兴》等许多诗句被人们广为传唱至今，那艺术的分量就自然伟大。
我不敢苟同有人把今天“全球化”说成是“富人的构想，穷人将更为可怜”，而形成“新的主奴关系”的描写，但世界上少数富人操纵穷人的事实却历历在目，想一想不是没有道理的，穷人只能被动而木然地跟着走。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穷人的声音显得是那么的渺弱和无息。
事实也巧，恰有那么一些笔杆子在一个劲地赶时髦，攀权附势者，把镜头只对准有钱人闪光，文字越来越雍容富丽起来，向上的势头一强劲，感觉为工人，为农民，为普通的人们颂唱就怕人耻笑，反倒有了落伍之嫌似的。于是大款广告通讯，权贵新闻滥而泛之地占据媒体。宝贵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在他们眼里也犯迷糊。
思富之心，人皆有之，并非过错，但看着别人的腰包唱歌，不是一名真正的歌手。盯住着华衣的人颂扬，很难说是道德的。不是吗？大千世界中不管多么复杂，许多富人的出现，是以成千上万默默燃烧自己的穷人痛苦为代价的，是不变的事实。
我感激杜甫，我认同秘鲁诗人巴列霍的一段话“靠写作解决生计的伟大作家是少见的，超群者头上永远戴着荆棘冠……”我命中注定要做一个富贵的穷人”。一个不怕“穷”的真实人，才能有真实的作品，我灵魄中坚信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