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邦耀
说来你可能不信，拥有大专文凭的我，却没有领到过初中毕业证。
我不是最差的学生，其实，那个时代最差的学生也能混到一张初中毕业证。可我没有。
往事难以忘却，虽然这往事已被岁月之风卷走了30年。
那时，我在山城宝鸡上初中。那是一个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毁灭文化的时代。凄清的课堂上，被运动整得灰溜溜的老师用临时编写的教材打发了我们，也打发着自己的生命。我们大多数的时间被派到了学工、学农、学军的“实践”中去。
那年夏天，我们班被派到农场去锄苞谷。农场在一条山沟里。我们住的是农民废弃了的破窑洞。与我同住在一个窑洞里的，除了七、八个同学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的人——“坏分子”强毓萤。
这个特殊的人，原来是我们学校的语文教师。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讲课，但早就听说，此人是正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课讲得棒极了！他讲课时不拿课本，但古今名作，倒背如流；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可是，这样一位风华正茂的优秀教师怎么一夜间就成了坏分子，并且被撵出课堂，到农场里来在“群众专政”下劳动改造呢？
真的看不出他坏在哪里。白天，他和我们一起下地干活，很卖力气，还时不时指点我们如何锄地，如何辨别草与苗；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他默默地读书，虽衣衫褴褛，却不失书生儒雅。初时，我们对他还是蛮警惕的，因为工宣队告诫过我们，别让坏分子们腐蚀了你们。可日子久了，带队的工宣队员也耐不住寂寞悄悄开溜了，我们便向“坏分子”靠拢了。
一连几天的霪雨，将我们全圈在了破窑洞，年轻人哪受得了这种无聊，由我发起倡议：老强给大伙讲个故事吧！大伙齐声响应，七手八脚便将老强从土坑上揪起来。
“老强”并不推诿，清了清嗓子，便向我们讲起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再下雨的日子，便是《基督山伯爵》，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
雨，时紧时疏；山风呼啸，林涛呼啸，我们的心却随着老强的讲述波澜起伏，呼啸奔突
多少年后，我想，那废弃的破窑洞，应当是我真正接受文学熏陶的第一课堂，而强老师就是我的第一老师。
几天后，老强在山间的小路上挡住了我。他用一种期期艾艾的眼神打量了我半晌，这才开口说道：“我觉得你是个值得信任的孩子，你能帮我送一封信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能！”
强老师的眼眶中涌出了晶莹的泪花。
我接过信，跑了80多里的山路，终于将那封信交到了一位清纯、美丽的山村女教师手中……后来，我弄明白了：她是强老师的女朋友，强老师就是因为给她写过一首情诗而被打成“坏分子”的！
搞清了原委，我心中涌上一种少年的自豪，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件传递美好感情的壮举！然而，此事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学校以我与坏分子划不清界限为由，扣发了我的初中毕业证。
我承认为此而伤神过，但我真的无怨无悔！
是强老师给了我文学的启蒙，从此，我迷上了文学。后来我虽然修过铁路，当过工人，但我发誓要上大学，并且学文学。1980年，我报考了辽宁大学中文系，并拿到了文凭。而30多年，我通过磨炼，也发表了不少长短不等的文章。
可30年来，我再没见过我的强老师！
镌刻在心灵的，能忘却么？
强老师，我相信你会活得很潇洒，因为，那个扼杀文化、扼杀圣洁爱情的年代已经永远的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