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邦耀
说来你可能不信,拥有大专文凭的我,却没有领到过初中毕业证。
我不是最差的学生,其实,那个时代最差的学生也能混到一张初中毕业证。可我没有。
往事难以忘却,虽然这往事已被岁月之风卷走了30年。
那时,我在山城宝鸡上初中。那是一个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毁灭文化的时代。凄清的课堂上,被运动整得灰溜溜的老师用临时编写的教材打发了我们,也打发着自己的生命。我们大多数的时间被派到了学工、学农、学军的“实践”中去。
那年夏天,我们班被派到农场去锄苞谷。农场在一条山沟里。我们住的是农民废弃了的破窑洞。与我同住在一个窑洞里的,除了七、八个同学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的人——“坏分子”强毓萤。
这个特殊的人,原来是我们学校的语文教师。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讲课,但早就听说,此人是正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课讲得棒极了!他讲课时不拿课本,但古今名作,倒背如流;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可是,这样一位风华正茂的优秀教师怎么一夜间就成了坏分子,并且被撵出课堂,到农场里来在“群众专政”下劳动改造呢?
真的看不出他坏在哪里。白天,他和我们一起下地干活,很卖力气,还时不时指点我们如何锄地,如何辨别草与苗;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他默默地读书,虽衣衫褴褛,却不失书生儒雅。初时,我们对他还是蛮警惕的,因为工宣队告诫过我们,别让坏分子们腐蚀了你们。可日子久了,带队的工宣队员也耐不住寂寞悄悄开溜了,我们便向“坏分子”靠拢了。
一连几天的霪雨,将我们全圈在了破窑洞,年轻人哪受得了这种无聊,由我发起倡议:老强给大伙讲个故事吧!大伙齐声响应,七手八脚便将老强从土坑上揪起来。
“老强”并不推诿,清了清嗓子,便向我们讲起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再下雨的日子,便是《基督山伯爵》,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
雨,时紧时疏;山风呼啸,林涛呼啸,我们的心却随着老强的讲述波澜起伏,呼啸奔突
多少年后,我想,那废弃的破窑洞,应当是我真正接受文学熏陶的第一课堂,而强老师就是我的第一老师。
几天后,老强在山间的小路上挡住了我。他用一种期期艾艾的眼神打量了我半晌,这才开口说道:“我觉得你是个值得信任的孩子,你能帮我送一封信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能!”
强老师的眼眶中涌出了晶莹的泪花。
我接过信,跑了80多里的山路,终于将那封信交到了一位清纯、美丽的山村女教师手中……后来,我弄明白了:她是强老师的女朋友,强老师就是因为给她写过一首情诗而被打成“坏分子”的!
搞清了原委,我心中涌上一种少年的自豪,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件传递美好感情的壮举!然而,此事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学校以我与坏分子划不清界限为由,扣发了我的初中毕业证。
我承认为此而伤神过,但我真的无怨无悔!
是强老师给了我文学的启蒙,从此,我迷上了文学。后来我虽然修过铁路,当过工人,但我发誓要上大学,并且学文学。1980年,我报考了辽宁大学中文系,并拿到了文凭。而30多年,我通过磨炼,也发表了不少长短不等的文章。
可30年来,我再没见过我的强老师!
镌刻在心灵的,能忘却么?
强老师,我相信你会活得很潇洒,因为,那个扼杀文化、扼杀圣洁爱情的年代已经永远的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