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风雨路
——首届中国记者节感言
在年近古稀的时候，迎来了新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不由得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在自己参加革命至今的半个世纪里，大部分时间是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度过的。回顾四十多年记者生涯的风雨历程，虽然备受艰辛，几经坎坷，但看到今天我们祖国的日益富强，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心里由衷地高兴，对自己选择了这一自找苦吃，但能够成为记录新中国建立后历史风云，讴歌凡人业绩的新闻战线中的普通一兵引以自豪。
使我和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的是一篇《关帝庙的故事》的散文。那是1951年的初冬，参加了三期土改后的我回到了区上，根据土改中青年农民翻身后反封建、反迷信，渴望读书学习的见闻撰写的一篇稿件。很快地在《群众日报》发表，没有几天《中国青年报》又全文转载，还给我寄来了五万五千元（以后的五元五角）的稿费，相当于我十一个月的津贴。这当时在我们那小县城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促使我萌发了做一名新闻记者的梦想。但是真正从事新闻工作后，自己才体会到其中的艰辛。人人都说当记者、爬格子是个苦差事，要跑得路，熬得夜，饿得肚子，此话绝对不假。记得我的第一次远出采访是1954年夏天到靖边县沙区采访一位叫刘植亮的造林模范。从西安到延安坐火车、汽车要三天，从延安到靖边骑骡子要走六天。当时出门都是要带行李的，我背着一个小铺盖卷，拿着一把雨伞在延安的小客店里，请了一位脚夫就上了路。路过真武洞（安塞）后，尽是荒山野岭，每到一村就是一站，在农民家住一宿，吃一顿饭，给上几角钱。那脚夫是惯了的，一顿吃得很多，跌到头就睡。可我一累饭也吃不进去，陕北窑洞里的羊毛毡臭虫特别多，更是无法入睡。好在这位脚夫曾经是刘志丹闹红时的老游击队员，途经的地方不少是毛主席转战陕北时途经的村庄，一路上有听不完的故事，看不完的战场，倒是补上了一堂革命传统课。那时交通不便，传递信息的手段更是落后，长途电话即使在县城里也是很难打通的。记得有一年《陕西青年报》派我去潼关报道夏收。为了采写《夏收里的一天》，我就住在队里的城门楼上，白天和青年突击队的社员们一起割麦，晚上就爬在用门板支的床铺上写稿，第二天一早又赶到火车站把稿件交给“守车”，让他们交给车站，再通知报社派人取稿。一个夏收发了六七篇稿子，几乎用的都是这种办法。
“板凳宁坐三年冷，文章不写半点虚”，应该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情操。但由于记者职业的特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则实在不易。有一次，留坝县委的负责同志向我们推荐了一个他们那里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场变八场，促进了农副牧药大发展的典型。我和《汉中日报》的一位记者从县城徒步一百多里来到秦岭深处闸口石大队的这个农场。一个草木丰盛的山峁，十多个精壮劳力，却只养着七八头牛，四五口猪，十几只鸡，不到二十箱蜂。据介绍这些蜂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从一个姓雷的农民家里“割”来的。那位农民在自己家外的荒山上养了二百多箱蜂，一年在供销社要卖上千斤蜂蜜，有一年卖蜜后从县城里买回了半背兜半胶鞋。可割来的二百多箱蜂在农场的放养下，不到半年就剩下不到二十箱，而且还作为五业兴旺的典型要推广。真是荒唐！后来经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曾经是全国有名的药材和黑木耳基地县的这些珍宝也都在文革中大幅度下降。这就使我们的头脑更增加了一些清醒。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实事求是是做人的根本，更是写文章的德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摒弃那些“跟形势”应景的报道，但毕竟多了一些科学求实的探索、思考和对国家民族前途担心的忧患意识。
粉碎四人帮，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给新闻工作带来了繁荣的春天。从1976年冬到1995年的近二十年，我先后担任了《汉中日报》、《陕西青年》、《陕西工人报》的领导工作。像毛驴压驮子上山一样，自己深感责任的重大，任务的艰巨。虽然兢兢业业，尽心竭力，但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压力和危机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报纸本身也面临着一个被推向市场的问题，因此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坚持新闻舆论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原则，不断的提高新闻队伍的素质就成了当务之急。但是，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劳永逸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常抓不懈，警钟长鸣。近几年，在新闻队伍中的确也存在着一种“围城”现象，有的人人在曹营心在汉，个别人甚至利用新闻工作这个神圣的职业为个人谋取私利。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中央一再强调新闻队伍的职业道德问题，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新闻单位只有在狠抓反腐倡廉报道的同时抓好自身的队伍建设，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职能。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点和五六十年代是大不一样的。一个新闻工作者只有不断地深入实际，努力学习，研究新问题，充实新知识，了解新事物，才能紧跟时代的潮流，不断地转变旧观念，增长德才胆识，写出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把握时代脉搏，反映人民群众心声常写常新的稿件。
庆祝记者节，对我们新闻工作者与其说是一种荣耀，更不如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一个新闻工作者，能力有大有小，担子有轻有重，但只要他永远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尽职尽责，忠于职守，不断拼搏，就是光荣，就会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同时，由于新闻受时效、环境、历史的局限，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和深邃的洞察力，不搞那种“风马牛”式的东西，更不能为钱作娼，力求把重大新闻写成信史，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才是我们对记者节最好的纪念。 （石文彬）
采访是件苦差事
不少人羡慕记者的工作。认为这工作体面、风光。这只是表面现象，当记者的另一面，他们还不了解。
前不久，我得知佛坪国家自然保护管理局在当地的三官庙发现两只病危大熊猫，正在抢救。10月12日一大早，我们一行四人冒着大雨驱车前往。车行到108国道38公里周至段，发生多处塌方。为了赶路，冒着山上不时掉下石头的危险，自己动手清理路障。车被堵3个多小时，等赶到佛坪保护局了解完情况，已是18时。保护局的同志说，天快黑了，又下雨，明天再进山。为了能及时发回稿件，我们在没有向导、没有灯光照明设备的情况下，冒雨摸黑向深山进发。
汽车开到公路尽头——一个叫凉风垭的地方时，天已渐黑，这里海拔1800多米，气温约有2—3度。我只穿了两件单衣，冻得浑身发抖。这里离三官庙尚有近40里的山路，必须步行。我曾来过这里，就成了向导。我告诉同行，前面的路很难走，没有一家住户，晚上又是狗熊、野猪、豹子等动物活动时间，最好不要掉队。
18时15分，我们向三官庙出发，一路小跑，想在天全黑前多赶几里路。很幸运，我们在这里先后见到三头正觅食的羚牛。
原始森林的路很难走，腐烂的树叶和草又常把人陷入泥潭里。不一会儿，几人的鞋袜、衣裤全湿透了。18时30分左右，天全黑了下来，我在前面几乎全凭感觉在带路。我们一路疾步，一路大声说着话，或大声干嚎几声，保持相互间的联系以吓走动物。在寂静的夜晚行走，不但能听到相互间急促的呼吸声，也能听到动物在附近活动，撞断树枝的声音。
走了约一个小时，我们蹚过一条小河，继续前进。我感到林子越来越密，最后竟无法行走。我立即意识到迷路了，只感到头皮发麻、后背发冷。我说：“都站在原地不要动，我把路走错了”。我又向回走了一段路，凭感觉找到了那条被荆棘埋没的小径。我吆喝了几声，他们3人随着我的声音又调头走来。
我们继续前进，19时45分赶到了三官庙保护站。管理局局长张坚等人见我们浑身湿漉漉，鞋裤全是泥地站在他们面前，喜出望外。张局长说：局里来电报，说你们摸黑赶来，我们想最快也到20时30分以后了，没想到你们这么快。随后，他们将早已烫好的一大壶玉米酒提来，一人一大杯，不喝也不行……
吃完饭，我们顾不上换去湿透的衣裤鞋袜，赶快去看被抢救的两只大熊猫，等忙完，已是凌晨一时许。早上7时起床，外面的山上已落下10公分厚的雪。我们又外出到几户老乡家采访。一直忙到下午16时许，才告别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开始返回。
又是一阵急行军，虽说是白天，但山上雨水加雪水使山路非常滑。18时45分，我们爬上了凉风垭。这里的雪已有近一尺厚，我们的鞋袜全湿了，冻得浑身抖个不停。晚上23时半，赶回西安。第二天一早，我将“佛坪抢救大熊猫目击”的稿件送到报社。
类似这样的苦差事，我已经历了不止一次…… （柳江河）
酸甜苦辣都是歌
由于工作的相对特殊性，记者这个职业在人们眼中显得有些神秘莫测，加之记者的笔触和镜头总是对着别人，从而更增添了几分陌生感。在从事新闻工作十几载后，若问我对所操之业有何感受，可一言蔽之：此中滋味不寻常！
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种矛盾浮出水面，而以传播信息为主要任务的传媒不得不在社会上扮演着特殊角色。特别是本报设立维权热线以来，办公室俨然就如政府信访办一般。写信的、打电话的、上访的络绎不绝。其内容有劳动权益被侵害的、有多年冤屈无由得申的、甚至连夫妻吵架、第三者插足、孩子不求上进问题也反映到了报社。面对这一封封来信，一个个来电，一双双期盼的目光甚至下跪的双膝，记者的心灵被强烈震撼了，再一次真切地感到了手中三寸笔杆的沉重。我们在努力回应和帮助他们，以酬报和感谢他们对我们媒体信赖，与此同时，也深深感到了书生的无奈。因为我们毕竟只是一家新闻单位，并不拥有司法和行政的权力。
人们常从影视上看到俊男靓女的记者出于入灯红酒绿之中，其实那仅是表象。作为一个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记者，须臾也不能离开安泰脚下的这块土地。真正的新闻从未也决不在朱门酒肉之中，而在乡野、工友身上。但要真正获取新闻则要付出汗水甚至血汗。即以本人为例，十年前我赴商洛采访，所乘汽车翻入山沟，记者因故中途下车方侥幸逃过一劫。几年前还曾在去陕北采访中途遭遇歹徒，虽经抢救脱离危险，但一脚趾因之而骨折，迄今遇阴冷尚隐隐作痛；而搞批评报道翻山越岭，挨饿受冻、遭到冷遇早已是家常便饭；面临暴力威胁并不仅见，受到恶意漫骂、电话恐吓也非仅有。今年7月，因为采写揭露某地坑害职工问题，我作为报社的代表当了一回光荣的“被告”。新闻法规的难产，迫使传媒担当“青天”而形成的角色错位肯定不会很快消失，这虽是新闻和社会的尴尬，却未尝不是中国记者的独特荣耀。
真正品尝过记者三昧的人都会体会到，新闻既是那颗永不休止的石头，也是那双令人着魔的红舞鞋，你一旦与之结缘将终生难以解脱。因为当你的报道引起读者的共鸣，为群众解决了一件难题，那一个个读者感谢的电话、热情的来信和舒展的愁眉，将胜过世上所有玉液琼浆，决非任何有形的物质可以比拟。这时，所有的劳累、委屈、苦恼都会化为乌有，飞到九霄云外。 （郝振宇）
我是一名小记者
未做记者前，感觉记者很风光，神通广大，信息灵敏，整天飞来飞去，上个稿件也很容易，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为圆记者梦，几年来，我把业余时间化作了数百篇大大小小的作品，去年终于如愿以偿。好不容易成为一名记者后，才感到做记者其实也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酸甜苦辣。
初为记者的第一天，部门主任就把我这个小兵派往西安西郊某胶合板厂采访一名身患重病的特困下岗老职工。记得那天天降大雨，我骑着自行车好不容易才找到该职工家，泥水早将我糊成了一个泥人。一问才知，老职工已病危住院。再次冲进雨雾，我已辨不清方向，待辗转数次完成了采访任务，人也累得浑身无力。一进家门，面目全非的我吓得几个月的孩子哇哇大哭。未想到，稿件见报后，引起了各方关注，为该老职工解决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实际问题。当其家人连声向我道谢的时候，采访时的艰辛立时化作了工作的动力，一种作为工人报记者为普通工人疾苦而呼喊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好吹喇叭怕压头”。这是新闻工作者在采访过程遇到的普遍问题。一次，编辑部接到宝鸡自强中专某学生家长反映其子从学校失踪70余天，而当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找人的举报信，我和一名同事三伏天驱车数百公里到当地某公安机关采访。得知来意，他们态度生硬不说，还对记者冷嘲热讽，把记者采访证件拿在手中反复翻看，说什么失踪人也是常事，不必大惊小怪。面对采访对象的百般阻挠，记者只好另辟采访途径。待该事件的详细采访报道见报后，该公安机关负责人又来电兴师问罪，认为这给他们勤政爱民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口口声称要记者为此负责。这种打电话的方式还算文明的。寻上门来胡搅蛮缠的，大有人在，更有被记者揭了底，丢了官而打上门的。
做了一年多记者，我深感没有爱心，没有正义感，责任感的人是当不了一名称职的新闻工作者的。这即是每个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也是我的切身感受。想起那位躺在病床上的特困下岗老工人祈盼的目光；那个为寻爱子而哭干了眼泪的母亲；还有一批批急需社会关爱的人们；一个个需要揭露于阳光之下的丑恶时，我就不由背起了采访包，奔向一个个目的地，开始了我的苦乐之旅。（赵阳）
作为编辑
记得我初学写作的时候，一篇自以为得意的作品寄了十几家报刊杂志，都遭到了“原稿奉还”的命运，那时真失望得以为自己不是这块料了，却突然收到了西安日报社一位以张月赓署名的来信，约我去报社面谈。虽说那篇作品因无法压缩（有4000余字）而未在《西安日报》上见报，但对张月赓这三个字和先生的那一次谈话，我却一直念念不忘，他那句“你这篇小说是应该肯定的”的话，至今我仍清晰在耳。也许没有这次对话，我手中的这支笔早已就折断了。
待到我也成了我们这家报纸的副刊编辑时，我便牢牢地记住了一个编辑应做的事：发现每一名可造就的作者，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回复他可能是第一次收到的编辑的回信，如有可能造就，就一定努力为他改好文章，争取见报。因为我知道，这对一位初学者来说，那会是无量功德的一件大事。
从那之后，十几近二十年来，我一直这样做下去，于是便有了如已出过四本集子的安康的方晓蕾这样的一批优秀的作者，虽然我与他们至今尚未谋面，但我记得他们，他们也始终记得我和我们这么一家报社。
有人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的，我不这样想，我以为，编辑虽不一定就是伯乐，但只要你当了编辑，命运便将你已安置在必须以伯乐自命的这样一个位置的，你就必须发现人才，奖掖人才，你不这样做，你就有愧于这样一个神圣的职位，你就误己误人，甚而至于，你简直就是一个害虫。
作为一个编辑，我最烦的是那些写不出好文章却总是来编辑部拉关系的作者，他们闯到编辑部里来，或拉你去吃饭，或送你几包茶叶一条香烟，也有以与主编副主编有亲密关系走后门来压你的。对于这样的作者，只要作品不够档次，我的办法一般是把那文章扔进字纸篓里，即就是得罪了上司，我也照样坦然。
当然，也有些作者勤勤恳恳，人虚心得可以，对写文章热爱得如同生命，却从来没有写出过一篇像样的文章来，偏又不停地给你写给你寄。对这样进错了庙门的作者，即就是认真地替他改了发了，我还是要诚恳地告诉他：亲爱的，你走错路了，以你这样的精神，你干什么不会成功，为什么非要在孔夫子这块碑前一头撞死呢？我以前若是迁就了这人这文章，一定不是帮了他，其实是害了他的。
我这样坚持的结果，是我扶植了一批人，有了一批朋友；但也得罪了一批人，树立了一批敌人。到就要退休的年龄想想这些，我觉得我还是很安然。原因只有一句话：我没有愧对编辑这两个字。
如果我还有机会干这一行，我想，我还是会这样干下去的。
我并不后悔。 （周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