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杨光百无聊赖地坐在西安市北门外广场的桥墩上，一口地道陕西话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指着面前的“南方木工”牌子说：“学上不下去了，家里又不缺咱这劳力，只好到大城市里挣点钱混混。”
杨光从三原农村来了，彬县、蓝田的农民来了，民工们揣着希望从清苦贫穷的乡村来到光怪陆离的都市。民工潮的流动已渗透到都市每一角落，成为一种不可扼制的趋势。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时的农民已不单单可以依靠农田自给自足，他们承担着来自家庭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加之田少人多，剩余劳动力必然为改善生存涌向象征财富的城市。而相应的乡镇劳动服务又缺乏必要的扶持，乡镇就业岗位屈指可数，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成为必然。
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必然造成城市的紧张。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破产改制将形成10多万蔚为壮观的失业大军，深受就业压力之困的西安市面对散布于大街小巷的外来劳动力显得力不从心。政府将身份不明、未通过职介交易的人员称为非法劳动力，采取集中清理取缔措施，然而收效甚微，外来劳动力在西安市创造了大小20多个市场，甚至三五个人沿街而立，就形成一个新的劳务市场。政府行为被动地承认了外来劳动力的存在，变禁、堵为导、疏。但管理力度与成效如何呢？
西安市外来劳动力就业中心实行免费登记服务，问津者寥寥。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务工大检查，《务工许可证》却鲜有人知，部分企业与单位仍私招外来务工者，他们看准了外来劳动力的廉价。公安、市容、劳动部门联合整顿，“游击队”却屡战屡灵醒。这些现象只能证明劳动力市场管理机制并不完善
有需求才有市场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改堵为疏是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本前提。据西安市劳动局负责同志称，民工潮可疏不可堵，但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必须开展有序输入，对外来劳动力流动就业采取有效监控。
门其实早就打开了，正如一位民工所说：“让在这儿不让在这儿，反正我来了，得挣点钱回去。”
■本报记者 宋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