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文/董川夫
因为是饥年，偷吃的事便很多，五花八门。
学校的大灶在乡下买了一批大白菜，准备做冬菜储存，让学生晚上去运。我们去了，也运回来了，但运回来的白菜都没有菜心，全让学生一路掏着吃了。
饥年人饥，牲口更饥，一到冬天，生产队的牛便常有饿死。那牛先是“扑咚”一声颓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接着便一天天消瘦，直到毙命。一死牛，社员们又难过又兴奋，牛是庄稼人的宝贝，牛死了却可以吃肉。
又死了一头牛。死牛很快收拾出来，杂碎和一部分肉得供队干部们专用，他们要吃，还要招待闻讯而来的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剩下的肉按人头分给社员，我家五口人，按四舍五入分到了八两。母亲把肉煮熟，留下一半，把另一半剁成肉末合在野菜里给我们吃。牛肉本来缺油，饿死的牛更缺油，加上母亲是这么个做法，简直跟没吃一样。憋了两天吃肉的劲就这样煞了气，失望得很。
第二天中午，饿急了的我在厨房里乱翻，突然在盐罐里发现了剩下的那一半牛肉，欣喜若狂，根本顾不得考虑便抓起来狠狠咬了一口。似乎也没有体会到吃肉的快感，但不敢再伸嘴了，只得将肉放回了盐罐。
下午，我和弟弟在院子里玩，突然听到从厨房里传来母亲厉声的呼喊：你们进来！弟弟听见母亲在厨房里叫我们，以为有什么好事，撒腿冲在前面。冲进厨房的弟弟还没站稳，便被母亲狠狠抽了一个耳光。母亲拿着那块被咬过的牛肉冲弟弟骂道：“叫你再馋！”弟弟从头到尾没有反应过来。但我明白弟弟是替我受过，在后来的日子中悄悄做了许多感情上的补偿，比如主动地把搞来的东西分给他吃。
此类偷吃的事的确不少，想来惭愧，但印象最深的却是另一件事。
关中农村有一个风俗，过年的准备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的项目是“蒸白馍”，农家都要在过年前把全家正月初十前吃的及走亲戚所用的馍馍全部蒸好。常常是关系相好的几家互相帮忙，轮流着蒸。几家人凑到一家，女人们在热炕上合面揉馍，男人们在厨房里轮换着拉风箱，孩子们屋里屋外地窜个不停，笑语朗朗热气腾腾，各式各样蒸好的白馍一笼接着一笼倒进大缸。谁想吃了随手拿一个来，夹上油津津的红辣椒，举一根白生生的大葱，真是一派“农家乐”的气氛。
饥年吞了农家几乎所有的欢乐。又是大年三十，黑洞洞的村子死一般寂静。劳累一天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早已入睡，母亲特意把我留下帮忙，她仍要“蒸馍”。
她把洗净的干萝卜缨子剁碎，萝卜缨子有一股刺鼻的霉臭，那是用几件破衣服换的，切缨子时留下的那一点萝卜顶儿，成了让人垂涎的美味。母亲一共做了两笼馍，一笼是萝卜缨子拌着麸皮，另一笼是纯麸皮的。纯麸皮的是上等品，准备做为全家大年初一和来亲戚拜年时食用。
我的任务是拉风箱烧火。整整一天，我只喝了两碗可以照见人影的玉米面糊汤，萝卜缨子的霉臭竟然变成一种奇特的异香，弄得我不能自持。我痴痴地盯着锅里腾出的热气，右手机械地一来一回地拉着风箱，我决定偷吃，即使天打五雷轰也阻挡不了我这个罪恶的念头。
揭锅了，窄小的厨房迷漫着腾腾的水汽。母亲把两笼馍摆在案板上，等着馍凉，她转身去处理锅里的热水。这时，我迅速地从两个笼里各抓了一个馍馍，又迅速背过身向嘴里猛塞。那时我的嘴好像特别大，食道也特别粗，拳头大小的馍馍只需两口，而且不用咬嚼便自动溜进胃里。前后过程绝没有超过一分钟，我又原封原样地站在那里。
拣馍时，母亲发现个数不对。“怎么不对了呢？”“怎么不对了呢？”她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声音和拣馍的双手都显得战战兢兢。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黄豆般的灯焰在漆黑的厨房里如鬼火一般，那可怜的灯焰在蒸气的卷裹中忽明忽暗，摇摇曳曳。灯光把母亲的身子投在墙上，弄成一大片不停蠕动变幻的黑影。“怎么不对了呢？怎么不对了呢？我明明数得好好的，数得好好的……”母亲不停地念叨着，不停地把馍馍数来数去。昏暗的油灯照在她苍老的脸上，一脸的愁苦，一脸的悲伤。念叨着，母亲抬起头来看我，那眼神更让我大吃一惊，似乎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或者是突然遭到了倾家荡产的损失，那眼神竟然充满惶恐，充满惊慌，充满无可奈何的焦虑。她见我毫无异样地依旧站着，便惨叹一声颓坐在灶前的砖墩上。
饥年时我正长身体，偷吃的事情不少，唯独这件事情记忆最深，母亲那张苍老的脸，和那似乎自己犯了罪过的眼神，让我永不能忘。
